西北玄天一片云：五凉始末（5）前凉肇基（中）

陆一2 202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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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元年（304 年），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yóng)攻入洛阳，把持朝政的司马乂（yì）被做成了烧烤。【就金墉收乂，至营，炙而杀之】

经过四年的互杀，“八王之乱”终于快要进入尾声。

随后东海王司马越举兵十万余人讨伐司马颖，并顺带挟持了晋惠帝。

八王之乱持续十多年，晋惠帝一直作为吉祥物被各位叔叔子侄们摆来摆去，这一次则被直接裹进了乱军之中。

不幸的是，司马越轻敌大败，左右都争相逃命，直接将惠帝扔在了草丛里【左右皆奔散，乃弃天子于藁中】，被司马颖找到控制在了邺城。

远在凉州的张轨得到消息后，派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东进勤王。【及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

当然，三千人马在数十万大军混战中，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张轨此举，表示忠心的成分大于实际意义。另一层意思是，只要最高领导没事儿，你司马家的破事我不想掺和。

张轨的这个动作虽然对中央没有啥实际作用，却让另一个人敏锐的嗅到了机会。

一直蛰伏的若罗拔能看到中央动乱，张轨派兵入京，再一次举兵反叛。

不过此时的张轨不是刚来凉州的张轨了。经过四年的不懈经营，凉州已经兵强马壮，张轨的底气已经相当足了，而且若罗拔能这次的对手换人了。

张轨任命首席参谋长宋配为前锋督护，率军平叛。

若罗拔能经过四年的韬光养晦，把复仇的功课做得很足，之前吃了硬扛的亏，此次起义开始依仗优势骑兵以及对凉州地形的熟悉，战法变得灵活机动，神出鬼没，而凉州军队多年来以驻城防守为主，客观上河西鲜卑竟无意摸到了游击战的法门。所以这一次的起义让凉州如同打地鼠一样，头疼了一阵子。

不过头疼归头疼，张轨此时对于河西鲜卑的战略目标已经转变了，不再是打跑了事，而是彻底消化。并且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他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解决方案。

基于双方的战略战术升级，这一战相比之前的一战决胜负就显得非常久了。

永兴二年(305年)六月，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

早在秃发树机能起义时，我们就讲到，对于鲜卑人这种骑兵为主的军队来说，六月正是草盛马肥的时候，但对人来说就不是了，此时新庄稼尚未成熟，而前一年的余粮就快要见底了，这也就是成语“青黄不接”的原意。

张轨和宋配利用这个时间及时调整战术，利用鲜卑马力充沛但急于求胜的心态，佯装败退，使若罗拔能判断失误，率大军倾巢而出。宋配抓住机会，杀了个回马枪，鲜卑起义军措手不及，自相溃败，最终若罗拔能被杀，部众被俘十余万人，河西鲜卑起义被彻底扑灭。【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

张轨再次威震凉州。

彻底解决河西鲜卑，是西晋自司马炎就开始的政治任务，因此，即使已经打成一锅粥的中央，也罕见的给了张轨颁发了荣誉证书，被司马颙劫持到长安的惠帝司马衷下诏，命张轨为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

事儿办完了，奖状也领了，接下来该安排人了。

河西鲜卑的脑袋虽然被砍了，但庞大的身躯还在呢，俘虏的这十万余人如何安排，是接下来的重点。

前面说到张轨的想法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鲜卑问题，是有一套解决方案的。这个方案就来自于他在凉州这几年的实践经验。

自“八王之乱”开始后，中原大乱，各种高门大姓、豪族贵戚开始“衣冠南渡”，而普通士族、平民百姓无力去江南，就开始拖家带口的向凉州奔来。随着张轨威名远彻，慕名而来的中州百姓也越来越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

在张轨的经营之下，相比中原，凉州简直是人间天堂，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那怕靠乞讨度日，你也能活下去。但是，难民的大量涌入，很快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成了影响凉州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

而且难民问题是有前车之鉴的。

当年关中羌氐叛乱时，关中60万难民南下益州（四川省），却遭到益州等当地官员的排斥，不但不安置难民，还拒绝难民入蜀，引发了难民起义。要说你不让人来，你自己有那本事也行，关键益州政府还是个烂摊子，最终难民在氐族首领李特率领下，起义军一路攻城掠地，直逼成都。

到了光熙元年（30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正式从西晋分裂了出去，成了五胡十六国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虽然凉州的管理团队没有益州那么叉叉，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张轨在凉州面临的问题也不遑多让。

首先，土地矛盾非常突出。

之前我们介绍过西晋的占田法和荫田制，大量土地被集中在豪族地主手里，农民与地主占有土地本就不均，避乱迁入凉州的百姓又要占更多的土地，导致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

如果从地主手里分出土地给难民，无疑要动地主阶级的奶酪，会引发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如果大量的难民没有土地，要么沦为流民乞丐，要么沦为地主阶级的奴婢，人家自然也是不干的。

这样一来，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新开土地了，既能安置流民，又能增加人口赋税。对于凉州政府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其次，民族问题也很尖锐。

中原来的难民，基本都是汉人。而凉州各郡县中，尤其是边郡各县，匈奴、鲜卑、羌、氐、卢水胡等少数民族群居、汉胡杂居等非常普遍。河西鲜卑连续几十年叛乱的核心问题就是汉胡民族矛盾和土地矛盾，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导致持有的资源不对等。

汉人高人一等，少数民族矮人半截。如果把中原难民安置到周边郡县，势必会动了少数民族的奶酪，大概率会再次引发少数民族的起义抗争。

因此解决两大矛盾和问题的办法，都指向了新开土地，另立郡县。

于是，张轨上书朝廷，将关中难民安置于姑臧（甘肃武威）西北，设武兴郡，辖八县。后来随着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又在西平郡（青海西宁）西北设置晋兴郡。晋兴郡更大，下辖十县。【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

同时，在平定河西鲜卑叛乱后，张轨也吸取了以往胡烈牵弘等人对待少数民族的教训，开始整编少数民族部落，与关中难民一视同仁，分化安置。

对少数民族部落和难民进行专郡专县的安置管理，不仅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而且使土地矛盾这个最大的问题得以缓解，从根子上减少了地主难民的阶级矛盾和汉胡民族矛盾。

此外，中原难民的到来，也给凉州带来了新的农耕、纺织、冶炼等技术。这对凉州的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带来了积极地影响。

张轨设立新郡安置难民的成效，也给后来的东晋政府打了样板。东晋南渡后在江南地区也采取的同样举措来安置江北难民。

张轨这一套动作的本质是来自于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实践了几百年的“编户齐民”制度，即以“户”为单位来管理百姓，既是户籍制度，也是纳税依据。

内蒙古居延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就有记载当时编户的详细情况：【户主徐宗，居延西道里，徐宗，年五十，妻一人。男同产二人，妇同产二人，宅一区值三千，田五十亩值五千，用牛二值五千】

这一招同样被后来前秦的苻坚、北燕的慕容垂、北魏的拓跋珪等人学习并发扬光大，并有了更加具体的操作说明，即“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甭管你之前是什么首领、酋长、大人，手下有多少人等等，都要打散定居，计口授田，不再游牧迁徙。而且一视同仁，一样的纳粮交税。

当这些部落的头头脑脑们失去了带领部众的机会，自然也就失去了造反的能力。

少数民族汉化的本质，是通过编户齐民把松散的游牧部落栽种到土地上，从而产生纪律性和协作性。

草原上不需要遵守农时和勤劳耕种，不需要按时交租交粮的纳税，这就产生不了纪律意识。草原上也不需要汇集大量的人工去治水建城，这就产生不了协作意识。

草原游牧生活对汉家的农耕文化天生是不适应的，也很难转变，因此往往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佬来镇场子。张轨以及后来的苻坚、慕容垂、拓跋珪，都是如此。

先离散部众，分土定居，再施以教化，时间一长，可不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了嘛。

随着少数民族的组织架构被分化瓦解，张轨也采用了合理的民族招抚政策，将鲜卑羌氐等胡人编入军队，组建了一支胡骑。加上凉州本地的六郡良家子，张轨手里开始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所谓六郡良家子，就是指出身陇西、天水、安定（甘肃平凉）、北地（甘肃庆阳）、上郡（陕西榆林）、西河（山西汾阳）六个郡的汉族青年。这些地区地处边疆，常年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战，民风勇武。这里的汉族青年，自幼弓马娴熟，受过基本的教育，说不上诗书传家，但是起码都能识文断字，会执行复杂号令，所以秦汉以来一直都是朝廷征兵尤其是中央禁军等精锐部队的首选，也因此六郡良家子里名将辈出。【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比如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是陇西郡人（甘肃天水），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投军。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贺，出身北地郡义渠县（甘肃宁县），也是以良家子身份从军后，建功立业官至丞相。此外，还有北地郡义渠县（甘肃宁县）的傅介子、郁郅县（甘肃庆城）的甘延寿（“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作者）、陇西郡上邽县（天水市秦州区）的赵充国等等，都是举世名将。

汉末以来，中央靠不住了，刺史让人家当菜一样砍了一茬又一茬，当地大族为图自保，在本地优秀的青年才俊，逐渐发展起来了一支的汉族自治武装。张轨初来凉州时，镇压若罗拔能靠的就是这支本地军队。

对关中难民和少数民族的整编及改革，客观上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的扩充了人口和赋税，凉州的经济随即开始飞速发展，商业交流大幅增多。

但随着百姓生产生活的改善，商业与生活交易日趋频繁，凉州的市场交易方式却十分落后。市场交易还用古老的“割布分段法”，即把一块布撕成宽窄不等的条，当做不同价值的货币，以此来买卖交易。

大家可能会疑惑，为啥要用布当钱来交易啊，那岂不是衣服上随便撕一条不就当钱使了？

别急，听我解释一下：

首先，为啥不用铜钱。

自秦始皇统一货币后，大家开始用起了圆形方孔的秦半两，但秦钱较重（十二铢，约8克），不便流通。到汉武帝时期，改为五铢钱。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滥发货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五铢钱出现了信用危机。东汉末年后，中央政府干脆不再铸造钱币了，五铢钱一度濒临废弃。三国时期，曹魏政府一度下令停止五铢钱的流通使用【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进入西晋后，凉州又连年战乱，几度脱离中央，经济社会完全萧条，铜钱交易也随之废弃。

其次，为啥要用布。

布作为货币使用，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郑家相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中说“米粟布帛为人生不可一日或无之物，不但古代兼充媒介物，即后世货币盛行之时，亦尝为交易中介。”

《诗经·卫风·氓》中有诗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里的“抱布贸丝”就是用布来买丝的意思。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布还被确定为法定货币之一。但是布作为法定货币，是有具体要求的，不是随便拿块布就可以当钱使。

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详细记录了秦国的“布币”要求：布长度8尺，幅宽2尺5寸。如果布的质量不好，长宽不合标准，不得作为货币流通。【布袤八尺，福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布作为货币使用时，其价值基准是与铜钱挂钩的，如秦国一匹标准的布，可等值为11枚铜钱。【钱十一当一布】

虽然铜钱是最主要的法定货币，但是铜的产量和冶炼其实一直都不高，很难满足整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需求，因此，古代社会一直是多重货币相互补充流通，如金、银、布匹、丝绸、皮货，甚至贝壳等。

即使在几百年后的大唐盛世，也是如此。人口的大量增加，民间及国际贸易异常活跃，但是铜的产量跟不上，以布等硬通货作为货币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曾有法令，房子庄园等不动产交易，都用绢布绫罗丝锦等价交易。价值在一千钱以上的大额交易，可以用钱也可以用其它物品等价交换，以此来应对市场上钱不够用的情况。【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锦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者，亦令钱物兼用】

因此，凉州地区使用布作为货币使用，其实是民间由来已久，非常普便的做法。

但随着凉州的经济快速发展，这种交易方式开始显现出弊端，它太不方便了，而且非常浪费。

张轨的参军（参谋）索辅说，妇女同志们织一匹布非常不容易，买卖的时候，好好一匹布要被撕成好几段。不仅丧失了布的原本意义，还造成了极大浪费。这种不珍惜妇女劳动成果的行为，实在是要不得。咱现在发展的这么好，要抓紧时间恢复用钱来交易买卖。【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随后张轨下令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并且还新铸造了“凉造新泉”铜钱，在凉州地区大为流行，极大地方便了河西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推动了凉州商业经济的繁荣。【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不同版本的凉造新泉铜钱）

除此之外，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西域各国的商旅、使者，基本都以姑臧为终点，使凉州政府得以控制丝绸之路的贸易。因此，一些西域国家的货币也在凉州同时流通使用，也反映出当时河西地区国际贸易活动的繁荣。【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甘肃张掖出土的龟兹五铢铜钱）

除了抓教育、抓经济，张轨也抓了抓基础建设，开始扩建姑臧城。【于是大城姑臧】

姑臧，最早是匈奴休屠王的领地，匈奴原来称为“盖藏城”，后来估计是匈奴人学说汉话，发音不标准，慢慢的传成了姑臧城【匈奴本名盖藏城，语讹为姑臧城】。因地形像龙，当地人也叫卧龙城。【姑臧城，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

姑臧北临大漠（腾格里沙漠），南接南山（祁连山），东有洪池岭（乌鞘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凉州刺史部设置后，这里一直是河西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张轨在旧城基础上，由北向南划分出外城和内城，内城又分为中城和禁城。然后在旧城的外围新建了四座小城，合并成大小五个相互连通的城，共有 22 个城门。并且仿照了中原洛阳、长安等大城的风格装饰。【增筑四城厢各千步……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

这个动作一直持续了几代人。张轨的儿子张茂修筑了灵钧台，并在城内增加了一座小城，称作内苑，专门用于举行大典、祭祀祖先。到张轨的孙子张骏时，除了继续扩建外四城，还修建了著名的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极巧”。谦光殿后来一直是前凉政府中枢所在，也是后来后凉、南凉、北凉的军政中心。（类似于故宫的乾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