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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内核一个是语言，另一个是文字。世界文明源远流长，但时至今日依然有迹可寻、有文字可考的唯有中国。 远在50万年前，南召猿人就在南阳这片土地上栖息生活，远古祖先在宛城、卧龙、桐柏、唐河、方城、南召等地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稚形-----岩画，虽然这些岩画所记录的信息真像早已泯灭于岁月长河之中，但是给我们每个看到它的人都留下了无尽的想象。 文字的出现才让我们能够真正触摸到先人们的生活。清末之前，所有的拓片均指的是碑拓法帖。收藏家们更注重的是文字的书法艺术，拓片作为书法文字重要的载体而存在，直到甲骨文研究的出现，拓片才成为考古学中的重要分科。 楚国方城、三顾之地；南阳是夏文化的核心区、也是楚汉文化重要发源地，周彝汉碑、晋砖唐印各类传承文字信息数不胜数。沧海桑田，岁月可以泯灭历史，但是金石永记，唯石能言。 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由方城博物馆、卧龙区民协金石传拓创研学基地联合举办的“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民间碑拓展在方城博物馆二楼展出。展览选取南阳民间部分碑拓名品以飨大家，让大家从片石只语中与我们的先祖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下面将部分展品简单介绍给大家. 方城岩画是中原地区史前文明的重要载体，其生殖崇拜主题、抽象符号系统及新发现的具象图案，共同构建了黄河流域早期人类的精神世界图谱。作为连接新石器时代与夏商文明的关键遗存，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艺术表现，更在于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 2024年袁店乡新发现岩画群中首次出现人物画像，与凹穴、方格图案共存，填补了中原岩画具象主题的空白。 《汉陈寔碑》（又称《陈太丘碑》或《仲弓碑》）是东汉时期为名士陈寔所立的碑刻，由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撰文，兼具历史、文学与书法价值。 陈寔（104-187年），字仲弓，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名士，以德行著称。曾任太丘长，世称“陈太丘”，主张“以德化民”，其“梁上君子”典故广为人知。晚年因党锢之祸隐居，终年八十四岁，谥号“文范先生”。其家族颍川陈氏成为后世望族，子孙陈纪、陈谌并称“三君”。 陈寔去世后，海内赴丧者三万余人，大将军何进遣使吊祭。蔡邕受河南尹种拂之请，为其撰写碑文，颂扬其德行与政绩，彰显其“文为德表，范为士则”的典范意义。 碑文收录于《蔡中郎集》及《文选》，分述陈寔生平、政绩、德行及葬礼盛况。文中称其“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强调其“用行舍藏，进退可度”的中庸之道，并记载其感化盗贼、拒仕权贵等事迹。 原碑历史中长期佚踪，宋代文献《金石录》《隶续》仅载残文。近代河南长葛出土残石，高81.5厘米，宽81厘米，存17行212字，末行刻“初平三年四月十日造”，为原碑未载之纪年。 残碑隶书结体宽博端庄，线条浑厚朴茂，兼具《张迁碑》的雄浑与《曹全碑》的秀逸。部分字形扁平，笔势纵敛自如，体现东汉隶书成熟期的典型风格。 《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简称《张猛龙碑》）是北魏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楷书碑刻之一。该碑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旨在颂扬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尊师重道的功绩德行。 原碑文分碑阳与碑阴两部分：碑阳（展品）：26行，满行46字，以楷书记述张猛龙生平及政绩，称其“氏族分兴，源流所出”，追溯至周宣王时期的张仲、晋大夫张老等历史人物。 碑阴(未展出）：12列题名，共156行，记录立碑者官职姓氏，内容与碑阳形成补充。 原碑石通高280厘米，宽123厘米，碑身高153厘米，碑额高44厘米，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额篆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12字，风格端严奇伟。 该碑的笔法与结构方圆兼备、险绝灵动、变化和谐统一；以方笔为主，棱角分明（如“白”字），兼施圆笔，含蓄浑厚（如“也”“水”字），部分笔画融入篆书圆转笔意（如“光”字）。部分字中宫紧收，四周笔画舒展放射，左低右高，形成欹侧险峻之势（如“郡”字中部紧凑、撇捺开张）。全碑碑文内容及书法风格亦受尚武精神与老庄思想渗透，呈现出豪迈与灵动的双重特质整体庄和严谨中蕴含奇崛，并且通过错位布局打破常规，兼具古朴典雅与豪放纵逸。 该碑在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界被誉为“魏碑第一”，康有为称其“正体变态之宗”，兼具“魄力雄强”“结构天成”等十美，开唐代欧阳询、虞世南楷书之先河。其影响延续至清代碑学复兴，包世臣、康有为等学者推崇备至。 4、马文欢、王阿造像碑 佛教造像碑是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石碑形制结合的宗教石刻，通常以碑石为载体，开龛雕刻佛像、菩萨、飞天等形象，并附刻发愿文、供养人姓名及造像缘由。其起源可追溯至十六国时期（如《金石录》记载的前赵光初五年浮图澄造释迦像碑），兴盛于北朝晚期（北魏至北周），隋唐后逐渐衰落。 这种形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融合了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艺与印度佛教艺术元素，形成独特的“祈福载体”。 5、《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简称《张迁碑》）是东汉晚期重要的隶书碑刻，具有极高的历史、书法与文学价值。 该碑刻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由谷城县故吏韦萌等41人集资刊刻，旨在颂扬张迁任谷城长期间的政绩德行，并追述其家族自周代至汉代的显赫功业。张迁因治理谷城时“路不拾遗，犁种宿野”，并在黄巾起义中保全城池，升任荡阴令后得吏民立碑纪念。 碑高290厘米，宽107厘米，碑阳正文15行，满行42字，共567字；碑阴刻立碑者官职姓名及捐资数额，共3列323字。碑额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书风介于篆隶之间，似汉印缪篆。碑文追溯张迁先祖张仲（周宣王时期孝友典范）、张良（汉初谋圣）、张释之（汉文帝直臣）、张骞（丝绸之路开拓者），构建“张氏辅汉，世载其德”的家族谱系。张迁本人以“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著称，任谷城长时推行仁政，如农忙不闭城门、腊月释放囚犯归家等，被誉为“邵伯分陕，君懿于棠”。 作为汉隶经典范本，该碑为历代书法家推崇。其“方峻朴厚”的笔法成为隶书入门必修。其用笔与结构 棱角分明、骨力雄强，章法体现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节奏感。康有为列为“汉隶十美”之一，与《鲜于璜碑》并称方笔双璧。 原碑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碑廊，明代初年出土于山东东平，历经多次迁移保护。 中兴寺（又名登禅寺）位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杨营镇贾庄村西南500米处，据《南阳志》记载，其始建于北魏元年（386年），但实际可能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约5世纪末至6世纪初），因南阳地区当时尚属东晋管辖，直至孝文帝南下夺取穰城（今邓州）后，方在此设立荆州治所并推动佛教传播。
寺院于西魏大统三年（537年）镌刻造像碑，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敕改寺名为“中兴寺”，沿用至今，鼎盛时期僧众达两千余人，田产近千亩。 西魏时期佛教兴盛，镇远大将军、步兵校尉白实（字双城）率南阳、顺阳、新野三郡62名文武官员共同捐施田地物资，为国主及家族祈福，促成此碑的雕造。碑文内容涉及西魏行政、军事建制及地方治理，填补了《魏书》《北史》的记载空白。 造像碑呈圭形，通高184厘米，宽82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佛龛；深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四飞天。主尊释迦牟尼佛跏趺坐于方座，袒露右胸，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褶垂于座前；二弟子侍立佛后，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二菩萨立于莲花座，头戴花蔓冠，胸佩璎珞，手持拂尘与莲花；四飞天环绕佛光，衣带飘逸，手持莲花、琵琶，体现“折体上飞”的动感。下部为碑文；魏体楷书，记载白实生平及官员捐赠细节，碑文以四字韵文为主，部分风化剥落难以辨认。 碑文提及的“镇固城大都督”“周城县开国男”等职官名及南阳、顺阳、新野三郡62名官员信息，为研究西魏地方行政体系、军事驻防及民族融合（如碑阴提及宗氏族人宗达、宗伯仁等）提供了实物佐证。 碑文楷书保留汉隶波磔，笔画方峻严整，呈现隶楷过渡形态，具有“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的桥梁作用。 造像融合西域袒胸风格与中原褒衣博带服饰，反映佛教艺术汉化进程，与云冈、龙门石窟形成南北呼应。 道家修行讲求炼丹，金丹大药是成仙的基础之一，教内有传老君爷曾留下几句炼丹秘诀，以供世人参悟。不认识的人们，总是误会祖师是把几个字拼凑在一起，但这样的拼凑是有讲究的，每一个组成元素都有特殊含义。 该碑文字与碑刻背景众说纷纭，目前较为大家认可的碑文内容是这样解读的： 玉炉烧炼延年药，正道修行益寿丹； 呼来呼去息由吾，性空心诚灭本无； 寂照本欢忘幻我，为见生前体自然。 铅汞交接神丹就，乾坤明原系群仙。 8、大元宣谕圣旨之碑 此碑为元代宗教政策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证，现存于河南许昌天宝宫，是研究元代政治、宗教及语言文字的珍贵文物。 碑体通高4.1米，宽1.1米，厚0.32米，盘龙碑首篆刻“大元宣谕圣旨之碑”。碑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以八思巴文书写蒙古语圣旨原文，共32行，字体方正，具有古藏文字母与梵文结合的拼音文字特点；下部：楷书汉文白话译文，共24行，内容为免除道教徒“差发”（赋税徭役）、禁止官员、使臣占用宫观房舍、索要铺马等内容，部分语言直白如“使臣不可住宿”“税粮休与者”，体现元代公文口语化特征。 八思巴文由藏传佛教萨迦派祖师八思巴创制，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元亡后逐渐失传，此碑为现存极少数八思巴文与汉文对照碑刻之一，堪称“死文字”活化石。 碑文汉译部分由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丹，楷书端庄秀丽，兼具柳公权骨力与赵体流畅，是研究元代书法演变的重要范本。 泥牛古迹碑原位于玄妙观老君堂前（今南阳市建设中路北侧），后因战乱与城市变迁，碑体一度湮没。20世纪60年代，原碑复刻并重置于南阳市人民公园内河西侧高岗。 泥牛古迹碑的传说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其核心故事与汉光武帝刘秀相关。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在南阳起兵反莽时，某夜激战中失骑，危急时刻一头青牛（后化为泥牛）显灵救驾，助其脱险并成就帝业。为纪念此事，刘秀在显灵处（原老君堂）立碑，刻“泥牛古迹”四字，并详述“老君堂泥牛显圣”之事。
碑文书法兼具汉隶遗风与楷书规范，是研究汉字演变的重要实物。其复刻过程亦反映近现代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10、明故己未科进士兵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级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公讳阿衡字平子之墓志铭
吴阿衡墓位于方城县券桥镇姬庄村朱庄，占地约2500平方米，墓高6.5米，原称“招讨坟”。吴阿衡为南宋抗金名将吴璘后裔，祖籍陕西乾州，迁居裕州（今方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出身，历任淄川令、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 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其生平事迹、抗清壮举及殉国细节，纠正了历史上对其“因醉酒误事”的误传。铭文内容强调其“矢尽援绝，为敌所执”的悲壮场景，并记载清军对其施以削鼻、剁手足、凿齿割舌等酷刑，最终不屈就义。 吴阿衡墓志铭的发现，不仅还原了一位明末抗清名将的忠烈人生，更填补了南阳地方史研究的空白。 “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阁”是汉代新莽时期郁平郡太守冯孺久墓中的一处重要题记，位于墓室南侧室门楣上，是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建筑布局及文字书法的关键实物证据。 “藏阁”字义可解为“储藏之阁”，其用途可能是陪葬品存放和或者是礼制的象征。其中“藏”通“葬”字，反映出新莽时期文字使用特点。 碑刻篆书风格兼具秦篆的圆润与汉篆的方折，如“藏”字保留篆书弧线，而“阁”字横画方硬，体现篆隶过渡期特征。 12、延昌四年造像碑 延昌四年造像碑以北魏宣武帝时期的政治稳定与佛教兴盛为背景，通过山西交城与陕西耀县两处典型遗存，展现了北朝晚期宗教艺术的地域分化与融合趋势。其书风与雕刻技艺不仅是艺术史研究的关键链证，更为“魏碑体”的多元形态提供了实物支撑。 书体楷中带隶，横画末端保留隶书波磔，结字严整奇绝，用笔以方为主，笔画匀称中见参差，体现北魏晚期“劲健挺拔”的典型风格。
祈雨铭碑是古代官员或民众在干旱时期举行祈雨仪式后刻石记载的碑文，内容涉及祈雨过程、参与官员、时间地点及结果等。 该碑2011年发现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石龙山顶，刻于东汉永初七年（113年），记录了吴房县长张汜奉诏率众祈雨的过程。碑文近200字，刻于天然巨石断面上，拓片宽68厘米、高69厘米，四周饰卷云纹边框。 碑文记载张汜“絜斋诣山，为民谒福”，通过焚香、献牲等仪式祈求甘霖，最终“甘雨累落”，缓解旱情。此碑印证东汉官方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揭示了地方官员在宗教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并佐证吴房县（今河南遂平）的地理沿革。 碑文书体为隶书早期向成熟阶段过渡的代表，字形方正古健，波磔含蓄，线条凝劲，兼具篆意与方折特征。例如“雨”“天”等字波挑收敛，“首”“震”等字重心下沉，整体风格宽博庄重，被誉为“浑厚古朴的汉隶风骨”。其书法与《西狭颂》《石门颂》等东汉摩崖刻石互为参照，但更显早期隶变的朴拙。 14、竹林寺重金塑像记
唐河竹林寺始建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因寺前竹林得名，明成化三年（1467年）由僧德印重修。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官立初级实业学堂。民国冯玉祥收寺办学，临泉中学迁入。后建筑均不存，现为唐河第一高级中学。 15、重修张铁二忠祠碑记 张铁二忠祠是河南南阳为纪念唐代名将张巡与明代忠臣铁铉所建的合祀祠堂，其修建与重修历程贯穿明清两代，既是地方忠烈精神的象征，也是儒家纲常伦理的物化载体。 张巡：唐代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以数千兵力抵御叛军十余万，粮尽后杀妾飨军，城破殉国，被誉为“唐代岳飞”。其忠勇事迹被《唐书》记载，南宋时已在睢阳、江淮等地立祠祭祀。 铁铉：明初靖难之役中死守济南抵抗朱棣，被俘后宁死不屈，受磔刑而亡。明中期前被视为“逆臣”，万历年间因朝廷追恤靖难忠臣得以平反，民间尊为“城隍神”或“地方守护神”。 原祠位于今南阳市第六小学院内（明志学书院旧址），现存康熙、同治年间重修碑刻两通，碑文记载修缮细节与捐资名录。----------------------------------------- 商彝周鼎，汉画唐碑，上下三千年，楚韵古城值三顾； 酒胆诗魂，文心妙手，纵横一万里，金石旧凿足千秋。 ---------------------------------------- 南阳卧龙区民协金石传拓创研学基地、南阳凌先收藏馆、中南金石传拓收藏馆组成文化联盟初心是以南阳汉画金石传拓为基本，立足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注重南阳本土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结合文创、文博的研究学习与交流。同时也是各类书画作品、雅玩藏品、原石拓片、民俗文化及各类文创产品的交流学习之基地。欢迎各位老师宾朋前来指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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