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如今泯畛域?日期：2016-01-15作者：秦蓁来源：文汇报 ?
?图片说明:王国维致伯希和书札之信封
?
?图片说明:伯希和化度寺碑跋均为资料图片
秦蓁
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与法国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一东一西，堪称两大学术宝藏。前者已有中国旅日学者陶德民先生《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和《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两书，后者今有《史与物》此书，分别公布了部分藏品，甚为引人兴味，而两家机构的开放态度亦令人称赏。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Guimet)藏有一批中国学者及官员写给伯希和的信札，最早详尽披露这一信息的是当时任职于中华书局的王楠女士。她在《伯希和与裴景福的交往:以中法学者有关敦煌藏经洞最初研究为中心》(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一文中，发表了裴景福、王树枏、载澜和徐悲鸿致伯希和书札的图片，并言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已得到馆方许可，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其实学界知道有所谓“吉美伯档”，更在此之前。2008年11月11日，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徐俊先生在他的新浪博客上贴出短文《王国维、陈寅恪与伯希和》，对一通所谓“吉美伯档所存观堂手札”作了节录，以论证陈寅恪初识伯希和的大概时间。文章使用最直接的材料，考订精确，种种谬说，为之廓清。一通书信解决了一个学术史上的疑问，也显示了“吉美伯档”的存在。但徐文未附原信图版，所言亦甚简略，外界了解“吉美伯档”的详细情况，毕竟要到次年王楠发表《伯希和与裴景福的交往》一文。此后转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王楠获得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即为“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档案整理与研究”。
2009年12月，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二十卷本《王国维全集》由浙江和广东两家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第十四卷为书信和日记，其中未见收有徐俊博文提及的王国维写给伯希和的书札。2010年11月，陈智超编订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有陈垣致伯希和的书札两通(一通与陈寅恪等人联名)，注明“原件藏巴黎吉美博物馆”，此二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之《陈垣来往书信集》并未收录，此得补入，足见编订者不断追踪学术动态之用心。
201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祖艳馥和达西娅·维埃荷－罗斯共同编
著的《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一书，发表了“吉美伯档”中三十六通中国学者及研究机构写给伯希和的书信，内有蔡元培、张元济、董康、罗振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函件。每通书信由彩图、录文和注释三部分组成，录文简体竖排，未做标点。此书以图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刊布了“伯档”内中国学人信札，数量虽不多，但所选堪称精粹。
略一翻阅，见徐俊博文已迻录部分文字的王国维1925年书信全文宛然在目，尚有另一通写于1920年者，提及敦煌所出景教经、《切韵》及韦庄《秦妇吟》等，俱可补《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之缺。陈垣书札原件(不计联名者)则有两通，不知《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何以遗漏一通;已收之一通，“谨颂著安”之“颂”字误作“请”(三联版第357页)，亦可据以改正。其他如董康、罗振玉信札，多涉及请伯希和影照敦煌遗书以供研究和印行之事，悉为早期敦煌学史之重要史料。
抑可注意者，罗、王、董等人信中言及，他们与伯希和之间赠送或代购书籍，传递敦煌文书照片，及结算款项等事，多由卢芹斋设在巴黎的来远公司经手。法国罗拉女士所著《卢芹斋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未记载及此。随着这些书信的公布，这位饱受争议的古董商人，曾经不为人知地充当过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环节之事实得以呈现。卢、伯交谊尚不止于此，1924年、1925年伯希和还为卢芹斋出版的青铜器及古玉器图录撰序并作解说。据罗拉所言，卢氏友朋书札保存至今者甚夥，传中引及者只是极小部分。此宗书札倘能全部整理发表，将会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学术史资料。
《史与物》附录有“Y.C.Hoe致伯希和”英文信一通，用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lScinceAssociation信笺，地址为北平南池子大街。按此即中华政治学会用笺，Y.C.Hoe即何永佶，任学会秘书长。信写于1933年2月1日，向伯希和确认将于2月17日作关于蒙古源流的演讲一事。按1932年底伯希和来华，第二年初抵达北平，出席多场公私欢迎会，到各机构发表演讲，此信揭出伯希和在北平政治学会的演讲，为其此次中国之行添一故实。
附录还有“内藤湖南致伯希和信四通”，其实前三件都非湖南书信。开头是高楠顺次郎写给内藤湖南的日文信，早在1902年河内第一届远东会议上，高楠就结识了伯希和，信中提及“佛领印度支那东洋学院のべョ氏”，即指在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伯希和。次为内藤湖南手书《航欧十五律》之前十四首，再次为单独书写之《十五律》末首。按《航欧十五律》收入《湖南诗存》(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4册)，1924年湖南往欧洲访学，从日本出发，乘船经南海、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直至欧洲，游历巴黎、伦敦、罗马、维也纳等地，所作纪行七律诗十五首，其末首即归舟中赠伯希和者。所谓“四通”之最后一通确是湖南与伯希和之尺牍，1924年9月28日写于伦敦，谈论研读斯坦因所得敦煌经卷之重要发现。此札收入《湖南文存》卷十六(载《全集》第14册)，札中“急翻外典”句，手迹作“喜翻外典”，于义为长，当从。《湖南文存》中收录致伯希和信札共三通(两称“伯希和翰林”，一称“伯理阿翰林”)，所据应是湖南自存之底稿，另两通原件不知今尚存吉美伯档中否。
本书彩色图版清晰度不高，文字尚可辨认，但书信录文错讹较多，今略为校正如下:“执益”当作“教益”(13页)，“军与”当作“军兴”、“邱本”当作“邸本”(44页)，“因想”当作“因恐”(80页)，“译蒙”当作“译笔”、“子幸之”当作“至幸至幸”(92页)，“字如”当作“定如”、“旧录”当作“节录”、“遍拾”当作“遍检”、四“泐”字皆当作“号”(96页)，“书经”当作“书信”、“寓教”当作“高教”、“拾入”当作“检入”、“华胡”当作“笔削”、“康神”当作“唐礼”、“开阖”当作“开闢”(97页)，“兹同”当做“兹因”、“寰翰楼”当作“宸翰楼”、“几评”当作“几许”、“至幸之”当作“至幸至幸”(103页)，“方于”当作“方寸”(107页)，“后者”当作“从者”、“鄙东友”当作“致东友”、“苦蒋君”当作“若蒋君”(108页)，“隋文殿”当作“修文殿”、“严绝”当作“痴绝”、“贞阳”当作“函到”(112页)，“奉拜”当作“奉到”、“非敢慢”当作“非敢漫”、“此想”当作“比想”、“消恙”当作“清恙”、“至念之”当作“至念至念”、“连答”当作“奉答”(116页)，“拾收”当作“检收”、“敦煌零拾再”当作“敦煌零拾一册”、“诗石经”当作“汉石经”、“篆刻”当作“篆隶”、“前卞”当作“前言”、“滞何处”当作“归何处”、“像照”当作“影照”(117页)，“此五月”当作“以五月”、“拾入”当作“检入”(122页)，“维有”当作“虽有”、“祈颂”当作“祗颂”(132页)，“遇沪”当作“过沪”(144页)，“曾承”当作“承”、“此闻”当作“此间”、“阒寐”当作“阒寂”(151页)，“沙阔屯”当作“沙锅屯”(158页)，“偕从”当作“偕往”、“告别”当作“走别”(168页)，“芷用”当作“甚用”、“敝座”当作“敝寓”、“专谒”当作“奉谒”(171页)。非录文误字则有:“梦郼”误做“梦邦”(前言32页)，“励耘”误作“励耕”(28页)，“桐庐”误作“铜庐”(81页)等。
本书注释部分多泛泛常论，几无精深之考证解说，价值不大，且时有失误。如罗振玉1914年信中“《贞卜文字考》仰荷笔削，小儿感谢无似”一句(97页)，指罗振玉次子福苌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部分内容译成法文，拟刊载于《通报》，而伯希和为之润色译笔事。录文误“笔削”为“华胡”，注释遂以“华胡”为伯氏所著之《摩尼和》，郢书燕说，可发一笑。又如罗振玉1924年札中云:“承寄示之周公彝，文字极精，至可宝贵，不知此器今归何处，乞示知。”(117页)注释截出“彝文字”三字，谓“秦以前流传下来的篆文体系的文字”，不知所云。按“周公彝”乃青铜器名，又称“周公簋”，内藤湖南1926年作《周公彝释文》(载《湖南文存》卷一)，称“周公彝今藏英国游没弗补洛氏，禹域金石学家未有著录”，游没弗补洛氏即希腊裔英国古物收藏家Eumorfopoulos。此器今藏大英博物馆，其出土时间有歧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云1921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则云1936年，据罗振玉此信，至少在1924年周公彝已流出国门，出土当在此前，以容说为近似。
中国学者写给伯希和的书信偶有不在“吉美伯档”中者，如陈垣一札为自留底稿，陈寅恪一札乃请浦江清带往面交而今存浦氏后人处，另外旅顺博物馆藏有一通罗振玉致伯希和书札(房学惠《罗振玉书信两通》，载《文献》2006年第3期)，言内阁大库档案事，上下款俱全，或为底稿，或未及寄出，今不得知。而伯希和写给中国学者的书信原件，迄未发现。国家图书馆所藏王国维文献中，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藤田丰八等日本学人的书札，却没有留存一封伯希和来信。伯氏手书遗墨，国内所存极罕，吴氏梅景书屋藏《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宋拓孤本，因伯希和曾在敦煌石室得到唐拓塔铭残页，故1935年5月伯氏过沪时，吴湖帆请其用法文书写了一段题跋，附陆翔汉译，一并裱入册中，今存上海图书馆。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湖南去世后大部分藏书及个人档案之专藏)中却保存了沙畹和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来信，也多有中国学人写给湖南的书札，其中王国维三通已为《王国维全集》书信卷所收录。
内藤湖南赠别伯希和诗有云:“学术如今泯畛域，大师中外独推君。”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与法国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一东一西，堪称两大学术宝藏。前者已有中国旅日学者陶德民先生《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和《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两书，后者今有《史与物》此书，分别公布了部分藏品，甚为引人兴味，而两家机构的开放态度亦令人称赏。倘若能进一步发掘刊布其所藏之全部珍贵文书，则近代中外学者泯却畛域、交流无间的诸多面相和隐秘细节，或将得以更清晰地呈现。
文成承王丁、印晓峰两先生匡正，谨志谢忱。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