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
第1卷第1期JournalofBengbuCollege
Feb.2012
Vol.1，No.1
“大禹治水”之“禹会诸侯”考
收稿日期:2011－10－20
作者简介:王吉怀(1952－)，男，山东枣庄人，研究员。
王吉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摘要:以蚌埠市西郊涂山下禹墟发掘成果为基础，联系典籍记载，对禹会诸侯这一史实进行了考证，最后得出结
论:从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科学分析及民间流传的资料相印证来看，蚌埠市属涂山即为禹会诸侯之所在。
关键词:涂山;大禹治水;禹会诸侯;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01－0108－08
VerifyingonYuCallingPrincesBasingoftheDayuBuildingWaterConservancy
WANGJi-huai
(InstituteofArchaeolog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Beijing，100710)
Abstract:BasingoftheexcavatingachievementofYuxuatthefootofTushanmountaininthewestern
suburbofBengbucity，contactingwiththeancientbooksandrecordsaboutit，thehistoryeventonYu
CallingPrincesisstudiedandverifiedinthispaper．AconclusioncanbegotthatTushanmountaininthe
westernsuburbofBengbucityisjusttheplaceofYuCallingPrinces，whichcanbeconfirmedwith
unearthedrelics，documentaryrecorder，scienceanalysisandpopularlegend．
Keywords:Tushanmountain;DayuBuildingWaterConservancy;YuCallingPrinces;site
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在全国许多地方世代相
传，禹的足迹不仅遍布于中华大地，而且相传许多名
山大川都被禹治理过。只因为大禹事件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以至于后来在全国各地出现或陆续兴建
起不同类型的禹迹。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拥有大
禹像或与大禹有关的地点不下几十处，如:今安徽怀
远县城有大禹像;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
有禹门口;山西芮城塑有大禹像;山西夏县中条山麓
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
王锁蛟井;河南省禹州市有禹王大道，其画圣路交汇
处立有大禹像;湖北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
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苏州太湖沿岸村落里都供奉
着“水神”禹王的雕像;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
四川汶川威州路口立有高达16米的大禹塑像;山东
济南黄河景区立有大禹像;山东兖州有大禹像;山东
有禹城;浙江绍兴有大禹陵，并立有高达21米的大
禹铜像;浙江余杭镇广场上有大禹像;汉水流域旬阳
县城东60公里外的山崖上刻了“禹穴”二字;关口
镇也落成有大禹塑像;甘肃兰州九州台森林文化公
园立有大禹像;三峡大坝附件的黄陵庙供奉着治水
英雄大禹的塑像;江苏最东端圆陀角风景区立有大
禹像;壶口瀑布立有大禹像;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
龙门的传说等。
而拥有历代建起的禹王宫、禹王庙处更是比比
皆是。其中有关大禹在今鲁南苏北和黄淮泛区治水
的传说也在华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
可见，大禹是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一个，
“三过其门而不入”
［1］184
成为后代的千古美谈。遍
布于我国的大禹遗迹，记刻着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
思念，也说明大禹其人其事，在我国历史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分量，同时，也显示出了它内在的价值。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里描述着当
时的苍天是黑色的，大地是黄色的，茫茫宇宙辽阔无
边。洪荒时代就是原始时代，那时没有文字记录先
民的生活状况，后人往往凭想象、传说、神话去加以
理解。现在由于先秦学、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和
相关自然科学的发达，对于洪荒时代的情况，才推断
出一个近似的印象。
“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
处之。”
［2］
“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操橐耜，而
九杂天下之川。”
［3］1065
“禹之时，十年九潦。”
［3］561
相
传在尧舜时期，正值冰河时代后期，气候转暖，积雪
消融。大地山河，沦为泽国，天地万物，同为波臣。
人类或登高陵土山，或以木为舟，载沉载浮，幸免沦
没。古黄河改道从苏北平原入海，淮、泗流域发生特
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
天。”(《尚书·尧典》)加之海水水面升高，沧海横
流，海水倒灌，淮河淤积，使泰山以西到沂蒙以南至
苏北地区，成为大片泽国。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时，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各部落的人们被迫逃
避到一个个形似孤岛的高地上。《史记·夏本纪》
又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浩浩
荡荡，包围了高山，漫入了丘陵)，下民其忧”。“禹
疏九河，龠(音月，疏浚)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3］112
多部古籍中都记载有禹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的丰功伟绩，但对大禹治水所花费的时间，说
法不一，如“禹五年水”
［4］
、“禹七年水”
［5］
、“禹八年
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
［1］184
、“禹……疏河决江，十
年不窥其家”(《山海经》)、“禹十年水”
［6］
、“禹抑洪
水十三年”
［7］
等。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便成了世
代相传的佳话。大禹为了全面了解水情和地势，足
迹踏遍了九州，勘察测量山形水势，疏导了九条河
道，修治了九个大湖，凿通了九条山脉，终于战胜了
洪水，得以平土而居，大禹也因此大得民心，有条件
获得政治优势，成为舜的继承人。
古籍《论语》中曾记有孔子的一段话:“禹，吾无
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
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就是
说，禹，我对于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饮食很菲
薄，孝敬鬼神却很丰盛;穿着朴素，却把礼服做得很
华美;住房低矮，却尽全力疏通沟渠。禹，我对于他
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
但是，对大禹治水的发生地，一直是我国考古
学、先秦史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多个学术领
域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我们应该想象得到，大禹治水是一个广泛的活
动范围问题，其中应包括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地域
跨度，不会仅限于一个区域或仅仅停留于某一个地
区。而“禹会诸侯”是记载大禹治水过程中具有神
话般的历史时刻，具有固定的时间段和固定的地点。
虽然在《尚书》、《左传》、《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中
均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但
“禹会诸侯”于何地及对涂山地望之争，历来众说纷
纭。
在我国，称作涂山的地方也是不为少数，如四川
的重庆、浙江的绍兴、安徽的怀远(今属蚌埠)等。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与大禹治水相关的涂山所在地，
也就有望找到“禹会诸侯”的地点。然而涂山在哪
里，历代史学家都有争论。唐代苏鄂所撰《苏氏演
义》，记载涂山分别在现今的绍兴、重庆、皖南当涂
和蚌埠怀远。《辞海》(1979年版)筛选，还剩三处:
一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东岸;一在今浙江绍兴西
北;一在今重庆市东。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
们经过认真论证，一致认为史书中记载的涂山，应在
淮河中游的蚌埠市境内，目前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涂
山在蚌埠。理由在于，记载涂山的古籍中以蚌埠涂
山说为最古老。此外，复旦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地理
学家谭其骧教授认为，大禹会诸侯，如在绍兴则太偏
东南，如在重庆则太偏西南，都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
况，蚌埠涂山地理位置居中，最为合理，并认为禹会
诸侯于淮河之滨的涂山“合于汉晋之旧”;中国先秦
史学会2000年第七次年会上，众多专家也倾向于这
一说法。
蚌埠涂山位于淮河中游，座落在淮河东岸，位于
怀远县城东南1公里(今属蚌埠市)。涂山与荆山
夹淮并峙，又与白乳泉、卞和洞等名胜古迹隔淮相
望。涂山周长23公里，高339米。据禹王宫历代重
修碑记所载，《春秋·左传》杜预(注):涂山位于古
寿春(今寿县)东北，相距一百余里，在钟离县(今凤
阳县)西。古辞源上记载:涂山座落在涡淮交汇之
处。涂山，“作镇南邦，雄势五岳，莅神圣而集冠裳”
为“古淮南道名山也”，山势雄伟，淮水环绕，天然的
地理环境，清幽宜人。涂山亦名当涂山，俗称东山，
为古涂山氏国所在地，是淮上著名的古迹名胜。
涂山一带是古代典籍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
区，如今的涂山山水秀丽，涡、淮交汇，水绕山环，林
幽泉清。相传汉高祖刘邦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
山，命立启庙以镇荆山。眼下的荆、涂二山形成两壁
对峙之势，淮水从荆涂两山之间川流而过，一泻千
里，据说就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劈开的通道。涂山
之巅众多的名胜古迹和山脚下的禹会村，曾吸引着
历代的文人墨客登临怀古，吟诗作赋。这里仍流传
着许多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故事。涂山
禹王宫始建于西汉十二年(前195)。当年高祖刘邦
率军到淮南镇压英布，路经此山，观看涂山台桑石、
禹会村、卧仙石等遗迹，回顾大禹的治水功绩，为颂
901王吉怀“大禹治水”之“禹会诸侯”考
功崇德，使后人永远缅怀禹功，下令在涂山绝顶建禹
宫，荆山之顶建启庙。
查涂山禹王宫旧貌，前后殿宇连中厅共有五进，
气势不凡，规模宏壮，大小殿宇共有九处:禹王殿、启
母殿、泰山殿、观音殿、玄武殿、三清殿、邱祖殿、吕祖
殿和灵宫殿。建庙之后，汉武帝刘彻到过涂山。三
国时期曹操父子由淮南古寿春到亳县，都路经此山，
并留有遗迹。唐朝有柳宗元作《涂山铭》及胡曾的
诗。碑记所载:唐朝大臣狄梁公，天下正人也，当时
毁全国各地淫祀两千七百余所，惟有禹宫巍然独存。
宋朝除重修碑刻以外，又有黄庭坚、苏氏父子等题
诗。明朝有武宗正德九年(1514)的一次翻修，怀远
县官高永年监修，并且扩大了建筑规模，增添钟、鼓
两亭。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又一次维修增
加了香亭。虽然这次维修工程不大，可是庙外石壁
上石刻较多，木刻、墨迹更多，因长期保护不善，除石
刻尚有残迹外，其他皆荡然无存。清朝末年留下不
少石刻、木刻和墨迹，如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邓石
如、柏文蔚、张树侯、高慰农等人的书画墨迹。石刻，
除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碑外，还有怀远县官周
成章监修碑;木刻联对有二十余副，大都是悬挂在禹
宫、中厅和吕祖殿内的墙壁上;另外还有木刻大匾八
块，都是近代书法名家所撰书。涂山禹王宫，自古以
来，每年有两次大会，一是农历三月二十八的朝禹
会，又名惊蛟胜会，实际上就是纪念大禹会诸侯于涂
山的最大的庙会;另一个大会是农历六月六日，是纪
念大禹生日的祭祀会。
蚌埠西郊的涂山脚下有个禹会村，呈南北狭长
形，坐落于淮河之滨。提到禹会，尽管不被众人所
知，但却是一个名见经传的地方。“禹会”的来历是
因《汉书》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记载，故而“禹
会”得名。
禹会村的前身又叫“禹墟”，又曰禹行祠，乃“禹
会诸侯于涂”(《史记》)之地。相传四千多年前，当
时的河流没有固定的河道，经常洪水泛滥，此处的
涂、荆二山是连在一起的。大禹为治理水患，“劈荆
涂而导淮”，并在禹会村召集各国诸侯共商治水大
计。
蚌埠涂山真的是史学界认为的是最为合理的涂
山吗?它是否与相关的禹迹共存?这是解决“禹会
诸侯于涂山”的切入点。
2006年，在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
中，考古发掘开始关注淮河流域，研究课题也聚焦于
这块具有神秘色彩的土地。发掘禹会，目标是探究
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发展脉络，填补淮河流域龙山
时期文化空白，并可为研究夏代前期历史、解秘大禹
事迹提供重要佐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禹会发掘
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划时代之举。禹会遗址经过了
2007～2011年五次规模性发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学术成果，为考证“禹会诸侯”之地，增添了崭新的
资料。
总结历次发掘成果及遗址中文化迹象，可以说，
禹会遗址对考证“禹会诸侯”事件具有以下六大优
势。
1遗址地名的由来与史书记载的“禹会诸
侯”事件相吻合。
“禹会诸侯于涂山”在《汉书》、《春秋传》、《左
传·哀公七年》等古籍中都有记载，故“禹会”的名
字沿用至今，而涂山所在地一直存有争议。据唐代
苏鹗《苏氏演义》载:“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
濠州、四当涂，其处皆有禹迹。”但哪一处涂山是大
禹婚娶之地和朝会天下诸侯之所，历来众说纷纭。
为此，汤万象等学者以“当涂驳义、渝州驳义、会稽
质疑和濠州正名”的笔法，认为“当涂”系指今安徽
南陵县北一带;“渝州”系指今四川巴县一带，即今
四川重庆市东;“会稽”则是今浙江绍兴。而真正的
“涂山”应为现在的蚌埠怀远涂山
［8］
。《通典》载:濠
州，春秋末钟离子之国，昔禹会诸侯于涂山，即其地
也。徐旭生曾在《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中认为:禹
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为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淮河南
岸的一座小山
［9］
。《太康地志》载:涂山，古当涂国，
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
康熙《凤阳府志》也载:涂山在县(应指怀远县)东南
八里，高二百十三丈，周四十六里，……《左传》“禹
会诸侯于涂山”即此，今山巅有禹庙……山前有禹
会村。《春秋传》也有“禹会诸侯于涂山……山下有
禹墟及禹会村”的记载。据查证，在我国拥有叫“禹
会”的地名或村名少之甚少，可见，此“禹会”的来历
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禹会诸侯的故事在禹会村广为流传，虽然几千
年过去，美丽的传说和具有点点痕迹的实物却一直
流传着，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回忆起来当时禹
会村中的禹墟和旁边的500多斤重的黑石。据说，
禹墟位于村子内，以前有个大禹庙。大禹治水成功
后，使当地百姓远离水患，百姓非常感动，便兴建了
大禹庙。该庙一直香火旺盛，解放初期，这里还有建
在大土堆上的大禹庙遗迹，上面还有两个大石碑和
一些庙宇的残垣断壁。但由于连年征战和洪水的不
断泛滥，大禹庙移到了现在的涂山山顶。1960年以
后，当地群众将这里作为储藏山芋的地点，将土挖走
一部分。动乱期间，石碑被砸，一切庙宇的痕迹都不
复存在。另外，由于近代的治淮工程、平整土地和水
土流失，使原本高高的土堆变成了平地。
011蚌埠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1卷第1期(总第1期)
当地人们传颂最多的就是那块具有神奇色彩的
黑石。据说石头非常神奇，当动物身上有擦伤，便来
到石头边进行摩擦，过了一会儿伤口便会愈合。此
外，大旱时，所有的沟塘都干了，黑石边的这个水塘
里的水仍是满满的。可惜的是，当年日军到达此处
时，将石头偷走了。现在，水塘边盖起了房子，水塘
也被填平了。禹会村内还保留着一条路，叫走马岭，
据说是大禹治水时到工地查看工程经常骑马所走的
道路。
大禹能在涂山开首领大会，并且来进献玉帛珍
宝的首领上万，这既说明大禹是一个有凝聚力和号
召力的人物，也说明大禹时期的部落联盟，已经不再
是过去松散、原始民主的部落联盟，而是初步具备了
奴隶制国家的某些特征，部落联盟首领已经有了相
当大的权威。
从禹会村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涂山(海
拔338m)和荆山(海拔258m)位于禹会村遗址所在
的淮河中游，夹淮河而相对。传说涂山和荆山原为
通过鞍部连为一体的同一座山，从岩性来看，都为基
性花岗岩。大禹治水时期，下令开挖此山，凿通水
道，将此山疏通为二，淮河至此改道贯通，消除了水
患，也就有了今天的涂山和荆山对峙于淮河两岸的
地理景观，以及“禹会诸侯于涂山”和“大禹娶涂山
氏女，建立涂山氏国”等记载。早期的淮河河床绕
山而过，可能相距现代河床甚远，淮河在此处的人为
改道，对于洪水的疏浚和后期淮河流域水系的改变
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2遗址的时代与“大禹治水”时代吻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关于中华文明形成
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与精神文化研究，限定于
3500BC～1500BC期间，这一阶段也正处于龙山文
化从发展到衰落的时期。
从考古资料去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演进，探
索各个地区的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后来如何汇聚、
如何加速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禹会村遗址的考古
发掘自然地显示出了很重要的意义。根据禹会村
2006ABYT1④中采集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测试，禹会村遗址的最
早年代为(半衰期5568):3822±40BP(前1872±
40)，树轮校正年代:2350BC～(68.2%)2190B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随后又做
了多个碳十四数据(见表1)。
表1禹会遗址炭样碳十四测年结果
序号实验室编号原编号取样日期备注
14
C年代/BP
树轮校正年代
OxCalv3．9
(公元前)
1zk－8132①号袋T1104③2007－6－2底距白膏泥10cm，
3．35×4．85
－1．22～1．27米
3872±182460(1．3%)2440
2410(20．8%)2370
2360(46．1%)2290
2zk－8134③号袋T11052007－5－27夯土上3899±182460(44．5%)2400
2380(23．7%)2340
3zk－8135④号袋T2001③H1上层2007－6－23910±182460(46．8%)2400
2380(21．4%)2350
4zk－8136⑤号袋T2001③H1下层2007－6－23887±202460(63．6%)2330
2320(4．6%)2310
5zk－8137⑥号袋T2003③2007－6－207春ABYT2003③3812±192290(34．2%)2245
2240(34．0%)2200
6zk－8138⑦号袋T2004③160×34
－77cm
2007－6－207春ABYT2003③3880±182460(9．1%)2420
2410(59．1%)2300
从测试的年代和文化特征可以看出，禹会村遗
址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这个时期是
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建立华夏国家文明的
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
荡时期。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这个将中国
带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应该从这一阶
段的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龙山文化与大禹治水时
代吻合，所以，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有望揭开尘
封于地下的千古之谜，为揭示江淮之间地区文明化
进展的程度提供可考资料。
111王吉怀“大禹治水”之“禹会诸侯”考
禹会村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出现，代表了一
种新型的聚落形态，从现有的迹象看，它是这个地区
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
3遗址中发现的各种遗迹现象与传说中的
“禹会诸侯”事件相吻合。
“禹会诸侯”事件，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的关键时
期，这种活动既是神圣的，又是隆重的，只有这样，才
会出现“执玉帛者万国”的场面。禹会遗址经过五
次发掘所揭示的迹象，均与祭祀活动有关。
遗址中存在着一处约两千平方米、略呈“甲”字
形布局的祭祀台基，分别用灰土、黄土、白土，采用槽
式堆筑法自下而上地堆筑而成，南北长105米，东西
宽20～25米，最后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形状和范围的
白色覆盖面，可见，祭祀的规模和形式既隆重又复
杂。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祭祀台基面上的各种相关
设施。
沟槽。在白土面分布的北端，环于火烧堆北侧
存在一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不规则沟槽，沟口宽
2～4米不等，对称于火烧堆北侧部位稍宽，就像一
条弯曲的河流。沟壁为40°～60°，从沟壁到沟底的
斜坡形剖面看，也同平面一样，从上至下是由灰土、
黄土、白土经过堆筑、铺垫而成。因此，该沟槽并不
是地层塌陷或后人破坏的原因，而是人类有意识的
行为。
燎祭面。燎祭面是祭祀台面上的主要设施之
一。该处燎祭面呈椭圆形，约100平方米的范围，从
局部被火烧过迹象表明，用火的时间、燎祭的次数和
规模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从平整、光滑、坚硬的烧
土面来看，并非一日或短期之功。从整体看，该烧祭
面自然分为两个区域，东侧为光滑、平整的烧面，西
侧在烧面之上有五条沟槽，除一条较短外，其余四条
的长度均相等，同时，沟槽的宽度、深度也一致。清
理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沟槽的形成应是在地面
整平后和烧祭前，平面等距离地铺设或嵌入了相应
长短、粗细的木棍，然后再进行烧祭活动。因为每条
槽壁和槽底都有明显的木棍的印痕，有的地方还保
留有非常清晰的炭痕。尽管目前还不能准确理解沟
槽的真实用意，但这种迹象已为烧祭活动赋以复杂
而又神秘的内容。同时，在燎祭面附近，也有多处经
过长时间烧烤而形成的小面积圆形烧痕，构成了在
大规模的烧祭活动中又同时进行小范围的燎祭形
式，并在烧祭面周围遗留着若干块磨石。所谓“燎
祭”，就是将薪柴积聚在一起，将动物、玉、帛等物置
于其上，以烧燎之，这样牲体气味可上达于天，天神
可享之，天神即可辅佐大禹治水。虽然这处大型祭
祀台面的出土物不多，但却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当年
人们为何动用巨大的人力进行挖槽、堆筑成具有神
秘色彩的台基?为什么又在台基之上的固定位置进
行复杂的燎祭活动?为什么在燎祭场所的附近曾经
摆放有陶杯、陶甗之类的祭祀器具?在如此大的范
围内进行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谁具有如此
大的号召力担当组织者?为何举行如此规模的活
动?难道这一切真的与“禹会”的由来有关吗?类
似的烧祭面在国内同类型遗址中尚属罕见，它与在
该地点举行大型的烧祭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至于在
烧祭面的西侧又铺设南北向的五条木棍，应该具有
一定的含义，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方土台。方土台的出现，给整个祭祀台基赋予
了重要内涵，它构成了整个祭祀台基面上的重要设
施之一而包含着特殊的功能和用途。方土台位于中
轴线上的燎祭面之南，现有底部边长1.4米，顶部边
长1米，现存高度1.4米。由于顶部被破坏，实际高
度不详，但应该是一个平面、方形的专门设施。从清
理的情况可以看出，该迹象是在白土面覆盖完毕以
后，又进行挖槽堆筑或进行夯筑(板筑)而成，土台
内的土质较纯，呈黄褐色，土质内不见包含物，但质
地具有相当大的密度和硬度，清晰地显示了是经过
人力作用所为。尽管该设施没有发现明显的夯迹，
但依据方土台的高度判断，如果利用堆筑的方法是
很难达到如此的高度的。我们仅在底部边缘发现个
别地方有板筑的迹象，应该是通过板筑经夯而成。
至于方土台的用途，在整个祭祀过程中将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长方形土坑。位于方土台南侧，坑呈东－西向，
为南－北并列布局，坑的长、宽、深分别为1～1.3
米、0.40～0.70米、0.30～0.40米，似儿童土坑墓
葬。值得提出的是，每座坑的边缘均不甚规则，但间
距基本在0.30～0.40米之间。长方形土坑的整体
布局清楚，间隔距离相等，均在1米左右，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土坑的形成是在白土面覆盖以后又在中
轴线位置的方土台南部进行重新挖制，南北长达50
米。尽管土坑排列有序，但东西长度不一，略有错
位，就是说，坑的东部坑缘不在一条直线上，但西部
坑缘一致，而在土坑西端均有一个直径0.20米的柱
洞，并南北呈一条直线，柱洞的深度一般在0.60～
0.80米左右。这种现象，其主要表现的应在柱洞的
内容上，看来，柱子的位置是经过了统一的规划和设
计，而土坑东侧的不整齐现象，可能是为了从东端掀
起木柱栽入地下有一定的关系，也由此可见，木柱应
具有一定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柱洞的形成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原
因:在迹象废弃时，所栽入的木柱原地不动，天长日
久木柱腐朽而形成柱洞，但这种现象应该在柱洞的
211蚌埠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1卷第1期(总第1期)
填土内遗有碳化或腐朽的木痕;在迹象废弃时，人们
有意地拔掉了木柱，而柱洞内的填土应为自然淤积
而形成，这种洞内的填土，应该具有细腻松软的特
点;在迹象废弃时，人们拔掉了木柱，又有意地掩埋
柱坑而形成的柱洞，这种现象应该反映柱洞内的填
土土质应具有一定的杂性。根据现存的现象，该迹
象中的柱洞应该属于第二种可能。
一般而言，柱洞或柱础与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种柱洞的排列成一字形长达50米，因此，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与建筑没有关系，主要是在
分布方面不具备建筑的特点。由于它分布在祭祀台
基面的中轴线上，显然具有特殊的用途和意义。
大型祭祀沟。位于祭祀台基面中部的方土台西
侧，存在有一条南－北长35米，东－西宽5～6米，
深0.80米的灰沟。沟内填土除包含有较多的红烧
土颗粒、草木灰、磨石、麓山绿石料外，龙山文化的陶
片和被火烧过的兽骨极其丰富。由于该沟与白土面
属于同一层位，又与白土面一米之隔，为此可以看
出，沟内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与祭祀台基特别是大型
的烧祭面有密切的关系，是祭祀过程中的重要附属
设施，为考证祭祀内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祭祀沟内以堆积较多的散乱陶片和破碎于原地
的器物个体可达上万片而成为主要文化现象，在能
够看出器形和能复原的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成
组祭器假腹簋和高档薄胎陶器红陶壶。陶器的造型
特点，为我们对祭祀的内容、形式和规模的了解提供
了可考的依据。
其次，距祭祀台基不远的地方，存在着丰富的文
化堆积，虽然多年的治淮工程使遗址的地层遭受破
坏，但当时具有祭祀性质的器物抛弃坑(祭祀坑)依
然存在。坑内埋藏着大量的陶器，并伴随着木炭、兽
骨和磨石等遗物，到2011年发掘结束时共发现8个
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分别为:竖穴深坑埋藏完整器
物、圜底深坑分层抛弃掩埋器物、平底浅坑单层掩埋
器物、平底深坑单层埋藏完整器物、圜底深坑单层抛
弃掩埋器物。
同时，具有神秘色彩的圆圈迹象，也是经过了挖
坑、堆筑的实施过程，形成了一个直径1米许的由黄
土环绕、内填白土的圆形迹象。尽管只发现了4个，
尚看不出分布规律，但圆圈迹象旁边，却分布着大小
不等的灰坑，坑内均有单件陶器埋藏，其中，属于圜
底深坑分层抛弃掩埋器物的祭祀坑就位于圆圈迹象
旁边。所以，圆圈迹象影射出了它内在的含义。
最后，简易式工棚建筑，为考证“禹会诸侯”事
件提供了重要依据。前几年的发掘中，建筑遗迹一
直是缺项的资料。在2010年度的第四次发掘中，终
于有了弥补，也构成了禹会遗址的重要现象之一。
本年度发掘共发现三处，均位于第二发掘区。三处
建筑大同小异，房子是由墙基槽和柱洞构成的一个
较大的空间，无墙体，室内居住面未经过任何加工和
处理。室内未发现与生活居住有关的灶或其他用
具。也未见与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房子周围分
布着大量的坑状遗迹，坑内大部分存有大量的器物，
坑壁上部分有较明显的火烧痕迹。
龙山时期文明程度已相当发达，聚落的居室比
较考究，建筑的墙体、地面一般都经过夯筑，有的还
用火燔烧，以增强墙体、地面的硬度;有的墙面还用
白灰装饰，反映了较高的建筑水平。但是禹会发现
的棚屋建筑遗迹没有上述特征，地面没有夯筑等处
理痕迹，这样的棚屋应该是临时性住所。
建筑遗迹的面积之大，有的一处可达数百平方
米，规模相当惊人，应该说，这种大型简易式居住场
所，为解释当年祭祀人群在此处临时性地居住、生活
和活动提供了一种答案。这说明，禹会诸侯事件是
夏代立朝之前的一次大规模的盟约活动，对应禹会
诸侯的年代、方位和历史记载，可以说棚屋区的发
现，是揭秘禹会诸侯于涂山历史的又一重要物证。
4遗址出土的器物特征与传说中的“禹会诸
侯”事件相吻合。
禹会遗址的器物，多出土于祭祀沟、祭祀坑内，
根据在遗迹单位中破损散落的现象，可以判断是祭
祀完毕后有意而为或进行了某种特殊的祭祀仪式后
抛弃的，多数器物的个体，从坑沿、坑壁到坑底散落
的现象明显。这些器物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1)大部分陶器质地非常酥松，火候极低，变形
现象严重，这种器物是无法作为生活中的实用器使
用的;
(2)以酥松夹砂的大型陶器为多，与小而精致
的高档器物形成明显的反差;
(3)陶器中的器型以祭祀类的假腹簋、红陶盉
等器型为多见。同时，出土于祭祀坑、祭祀沟的还有
较多的磨石;
(4)陶器特征比较复杂，既表现了河南龙山文
化的因素，又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并与苏北
(江苏南荡遗址、牛头岗遗址、周北墩遗址等)和环
太湖地区(上海广富林遗址)有着密切的联系，同
时，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的石家河文化(肖
家屋脊遗址、邓家湾遗址、松滋桂花树遗址)中也能
找到相同的文化色彩。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器物，
好像在暗暗地告诉我们:禹会村不是一般的人类居
住遗存，应是在“禹会诸侯”期间以大型祭祀为主要
内容的活动场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陶器酥松，并非
311王吉怀“大禹治水”之“禹会诸侯”考
是禹会遗址陶器的全部现象，有的也具备生活中的
使用功能。无论在此活动的时间是长是短，必定还
有生活的内容存在，以致于在祭祀沟和祭祀坑的填
土中浮选出丰富的农作物(粟、稻米、小麦)遗迹。
从以上几种特征来看，与遗址本身的特定性质
是密切相关的。禹会遗址是一处单纯的祭祀遗址，
尽管祭祀的规模大，但延续的时间比较短，第一种现
象说明所用陶器是专门为祭祀活动而制作和烧制
的。第二种现象应该表现了由当地制作和外地带来
的区别。即酥松的大型陶器应为当地制作，而小型
高档器皿应是来参加活动的人随身所带之物。第三
种现象更明确地表现了祭祀的形式和内容。而第四
种现象则是表现了所参加“禹会”活动的不同地区
诸侯国或人群的不同文化特征，就是说，当不同地区
的人群来到禹会时，他们是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制
作出的具有本地区特征的器物。
5禹会遗址土样的测试证实了地层结构的
变迁与“大禹治水”事件和时代相吻合
根据禹会村遗址探方剖面样品的多环境代用指
标分析，该地区4500aBP以前，龙山文化出现并发
展到中期、晚期、4000aBP之后等阶段该地区的环境
总体趋势大致经历了暖湿—冷干—暖湿—冷干的气
候变化过程，其中具有明显的气候波动和环境突变
事件。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的出现和消失与淮河流
域气候因素中的降水有很大关系。之前，已有学者
对淮河流域中游的天堂寨沼泽泥炭剖面记录的大别
山北亚热带地区全新世中晚期以来气候变化进行了
研究，即气候环境经历了湿热—暖干—冷湿—暖
干—冷干的变化过程
［15］
，与中国东部气温变化大体
上一致，并在4600～4500aBP期间本区曾出现剧烈
的气候变化，可能发生过极端气候事件。
禹会遗址显示，4500aBP之前龙山文化出现之
前的很长时间段，即距地表150～120cm处的生土
层，磁化率处于极低值，而且相对稳定，Rb/Sr值升
高。综合各种环境代用指标显示，该时期气候湿润，
淮河及其支流可能处于高水位，遗址所在地或周边
被水淹没，人类无法居住。多环境代用指标揭示了
当时可能是丰富的降水使淮河水位抬高，甚至泛滥
成灾。遗址所在地没有人类活动，是该遗址成为一
个单一型遗址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这一时期的
一个重要环境事件。
在距今4500～4000aBP的龙山文化时期，距地
表120～25cm处，包括了禹会村遗址的整个龙山文
化时期:
早期阶段，磁化率指标开始升高，Rb/Sr下降。
说明气候趋向干旱方向发展，淮河及其支流水位开
始下降，河漫滩等陆地出现。由于早期的大量的河
流沉积物堆积了肥沃土壤，使得以农业为主的龙山
文化得以发展。其中在95cm处的磁化率出现了极
大值，反映了龙山时期农耕文化的繁荣阶段。此处
的磁化率的极高值可能是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中期阶段，即从55cm处开始，粒度、磁化率和
Rb/Sr值等多环境代用指标显示，环境开始向暖湿
的方向发展，淮河及其支流水位开始上涨，但此时的
水位还不至于构成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禹会村龙山
文化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后期阶段，一系列环境代用指标Rb/Sr比值的
峰值、磁化率的谷值、锆石的磨圆形态、沉积物较小
的平均粒径等都表明了气候的湿润，降雨量增加，说
明当时的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洪水泛滥，正是历史
上大禹治水的时期。受前一阶段长时间的高水位的
影响，淮河及其支流河道可能受到河道淤塞，水位继
续抬高，导致淮河流域全流域的洪水灾害，使得禹会
村遗址的周围被洪水淹没，龙山文化的农业生产可
能受到影响，这一时期也正是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时
期
［10－11］
。但从发掘的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层没有
加积新的文化层，也没有接受自然沉积层，可能与先
民选择高的居住区有关，使得遗址处于今天相对较
高位置，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洪水还没有对龙山文
化的产生根本影响。
晚期阶段，即距地表25cm以上，磁化率开始上
升，Rb/Sr值开始下降，锆石晶体形态在W③～15
层，也就是距离地表约35cm处，浑圆柱状锆石晶体
形态开始下降;到W②～17层处，也即距离地表
20cm处，下降到最低，仅为34.02%，而四方双锥状
锆石晶体形态上升为最大值54.64%。持续的高磁
化率和低Rb/Sr，锆石的磨圆度变差，四方双锥的含
量显著增加，表明了水动力的减弱，指示了4000aBP
该地区气候逐渐向冷干时期过渡，这与全球气候变
化是相一致的。加之由于历史上大禹治水的疏导，
淮河及其支流水位开始下降，农业生产受到制约，食
物来源减少，人们被迫迁徙，龙山文化自此消失。因
此，4000aBP冷干的气候，才是龙山文化在禹会村遗
址消失的真正原因。应该说“大禹治水”的成功与
客观上区域环境向着干旱变化的结果有关，而不完
全是人力作用的结果。
禹会村遗址不仅揭示了龙山文化晚期“大禹治
水”的环境背景，以及“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区域环
境向着干旱变化的结果，同时通过对遗址沉积地层
环境信息的提取和文献资料考证等多手段的综合研
究，从环境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禹会村遗址与“大禹
治水”传说的密切关系:遗址所在的禹会村应是龙
山文化晚期大禹治水活动的重要的地方，蚌埠涂山
411蚌埠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1卷第1期(总第1期)
是颇具争论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历
史记载的发生地。大禹治水的时期，也是淮河流域
乃至全球温暖湿润时期
［10－11］
，洪水发生频繁，而历
史上淮河流域一直是洪灾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
［12］
，
存在淮河流域洪灾治理的条件。
禹会村遗址探方剖面的多环境代用指标显示，
蚌埠禹会村淮河流域在4000aBP前后，即龙山文化
晚期，该区仍处于温暖湿润的高水位期，这也是大禹
治水的客观前提。通过对禹会村遗址的环境考古以
及历史文献等研究发现，安徽淮河流域与大禹治水
传说具有密切的联系，蚌埠禹会村曾是大禹治理洪
水的地方之一。
6专家团的现场考察结论为“大型的礼仪性
建筑基址”，与“禹会诸侯”事件吻合
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基址，实际上就是一个举行
重大活动的临时性舞台。这个活动既神圣又隆重，
而这个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凝聚
力和号召力，才能把四面八方的诸侯们聚集于此。
一般而言，一处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可以反映
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说，既有长期居住的
生活设施如稳固的房屋建筑、手工业作坊或出现相
应的防御设施等，同时还会有自己的氏族墓地，能较
全面地反映出龙山文化的繁荣和昌盛，而禹会遗址
没有。另外，龙山文化的陶器，从器物的造型到烧制
火候，应该说在我国制陶业的历史上已经达到了顶
峰时期，但在禹会遗址中没有表现出来。大部分陶
器多显得极为酥松，火候极低，且变形现象严重，显
然不具备生活中的实用器条件，而且，以具有祭祀功
能的假腹簋和具有高档礼器性质的蛋壳陶器，在禹
会遗址中反差极大。
从2007～2011年，每次发掘期间，中国社科院
考古所都组织专家团到现场考察，并现场召开禹会
发掘成果研讨会。专家通过考察分析发掘成果后认
定，禹会是淮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可能
是揭开中国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是中国
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该遗址的考古发现
将为求证大禹治水史绩、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
发展提供重要线索。专家们认为，“涂山一带是古
代典籍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区，大禹在涂山会诸
侯正好是夏王朝成立的前期，这一时期应该是中国
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发现关键时期的关键
遗址很令人鼓舞，这对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意义重
大。”淮河之滨的涂山才是真正的禹会诸侯之地。
大禹为什么会诸侯，为什么采用以隆重的祭祀
方式举行该项活动，集中体现了历代古籍中所认为
的，大禹是古代的一位关注民生、重视农业生产、修
整沟渠、不谋私利、孝敬祖先、重视礼制的贤明的君
主。尤其是孝敬祖先、重视礼制，在禹会村遗址中已
经充分体现了出来。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
明，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流域东到大海，西至
中原腹地，其文化面貌呈现出特有的多元性、过渡性
和开放性。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关
键时期，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当在龙山文化中
晚期。发掘禹会遗址，揭秘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文
化面貌，对解读大禹传说、揭开历史悬疑、为历史学
家判定涂山地望、研究夏代前期历史等，将提供有力
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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