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求搏取学验俱丰-中医临床文献学家余瀛鳌
王凤兰程车旗整理
编者按：余瀛鳌，江苏阜宁人，１９３３年生，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史文献所所长。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其后参加首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并拜名中医秦伯未为师，多得其传。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文献工作，在临床、文献、教学中学验俱丰，硕果累累。主编出版《新安医籍丛刊》、《中医文献辞典》等多种大型学术著作，培养博士、硕士１９人。因其在工作中的突出贡献，１９９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
本文重点介绍余氏在文献研究中，对中医古籍，特别是《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对“上病下治”、“下病上治”、“方剂研究”的独特见解。
临证特色记录他治疗肾炎、肝病、妇科病的经验。其名案评析、医论医话及经验方均是余氏长期临床和文献研究中的结晶，面世之后，定会大放异彩。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敬录先大父奉仙公诗联
余瀛鳌生于１９３３年，祖籍江苏阜宁。１９３８～１９５０年就读于上海。１９５５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本科，同年７月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参加卫生部主办的首届全国西学中研究班，１９５８年５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先供职于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后改名为文献研究室），１９８２年与医史研究室合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
余氏秉承家学，并于１９５６年拜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先生为师，遵师“多读书，多临证”之训，耕耘中医临床文献４０余年，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尤致力于中医内科、妇科的文献研究和临床实践，并撰写多种中医学及辞书类著作。其于临证，博采诸家之长，不拘经方、时方，择善而从，或予融会应用于临床。余氏主张辨病（包括中西医病名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对于常见病，着意于探求“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反对过于繁复的病证分型。并注重疾病的“通治方”研究，力求拟定切合病机和便于推广应用的通治效方，对某些病证的不同临床表现，用“通治方”加减以体现施治中的“同中之异”，便于学习、交流，也较易于寻觅一些疾病的证治规律。其于内科，对肝肾泌尿生殖系疾患、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病、糖尿病、肺炎、癫痫等病尤为专擅。兼治妇科，长于崩漏、不孕等病证。其临床方治已被收入《名医名方录》（第一集）、《当代名医证治汇粹》等多种医籍。是我国中医临床文献学科的带头人。
近２０年来，先后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不余遗力。先后培养中医文献硕士生、博士生共１９名，并在所内主办的历届中医文献及医史高级进修班和院研究生部，院培训中心等处主讲若干专题，为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余氏著述丰富。早期有《（重订）内经类证》、《金匮要略语译》等书，后又参与主编《常见病验方选编》、《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等书。领衔主编《新安医籍丛刊》、《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以上两种均为１０００万字以上的宏编）、《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国古籍珍本提要》、《现代名中医类案选》（日文版名《名医临床例选集》）、《中医文献辞典》、《中医各科通治方研究》、《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等。另有审订、点校之医籍多种。他所编撰的多种医书，其中《中医名词术语选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新安医籍丛书》获华东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医大辞典》（合订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分别获中国中医研究院一等奖和二等奖，《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获全国医史文献及医学工具书金奖。发表学术论文约２００篇，在中医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余氏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部客籍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专家委员会顾问、当代中医药技术中心顾问、新安医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会委员、《中医杂志》特约编审、美国安德生抗癌中心顾问等职，并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委会委员等职。１９９２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已将余氏收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并收入《当代世界名人传》（中国卷）等书。１９９２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学术精华
一、历代中医古籍文献概述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学，是我国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藏的精粹内涵，主要依靠数以万计的丰富典籍文献予以传世，并由此得到继承与发扬。
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其医药学源远流长，内容极为丰富，也是迄今所见世界传统医学中具有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和临床体系的一门切于现实应用的医学科学，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共识。
世传中医药图书，主要包括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两大部分，内容精彩纷呈，瑰宝璀璨夺目。
作为“宝库”，蕴藏着大量的学术、临床精华，有待于深入挖掘，使之进一步弘扬光大，造福于人类健康。
在我国的早期医学著作中，有几种被公认为是奠定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必备典籍。如《黄帝内经》（含《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元·戴起宗，明·刘纯、张三锡、卢之颐，清·徐大椿、黄元御、邹汉璜等医学名家，均重视这四种医典的学术奠基作用，后人称为“四大经典医著”。１９５５年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举办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时，明确提出了学员必须学习《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著作。到了８０年代，对四大经典医著又有了新的提法，我个人认为：前述几种早期医学名著，均系重要、必读之典籍。
回顾我国医药学发展史，曾有过几次医学图书的整理、编纂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有两次。一次是宋仁宗执政期间，成立了校正医书局，钦命掌禹锡、林亿、高保衡等主持此项工作，重点是将公元１０世纪以前的名著（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多种医籍）进行整理、校正、刊行，使这些典籍的整理
本以崭新的面貌广为流传，影响遍及国内外。另一次是清代康熙年间，由陈梦雷、蒋延锡领衔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这是现存规模最大、有较完善编写体例、反映当时时代水平的医学官修类书，内容包括《素问》、《灵枢经》的原文及选注，脉诊，外诊法，脏腑身形，临床各科病证有关病因、病机、证候、治法、方药，以及总论，医家传记，艺文，纪事，杂论，外编等。上述内容，囊括了中医领域的多学科内容，适应了时代的需求。由于编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去芜存菁”和诊治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全书编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这部１０００余万字的宏编，计５２０卷，刊行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作为大型医学类书，甚便于学习、查找读者所需的内容，其实用价值亦须予以充分肯定。
本世纪３０年代，曹炳章编纂《中国医学大成》及《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裘吉生主编《珍本医学集成》、《三三医书》，丁福保等主编《四部总录·医药篇》等，均为中医药古籍的编辑、整理和撰写书目提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１９８２年卫生部制定《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召集全国中医研究、教学单位的中医文献专家开会，制定《中医古籍整理校注通则》。规划要求于１０年内点校、整理中医古籍数百种，其中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等１１种作为重点中医古籍，进行校注、语译，并列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文献研究的重要科研课题。１９９２年５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香山饭店召集会议，制定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务院聘请了中医界两位专家参加古籍小组（一名成员，一名顾问），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大大有利于从宏观上指导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并在具体规划方面加强并促进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根据１９９１年由薛清录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新编本）统计，从战国至１９４９年止，存留于世的中医药图书（包括少量有学术价值的抄本）共计为１２１２４种，这是从全国１１３个大中图书馆藏书予以综合统计的数字，加上建国后出版的千余种新书，目前中医药图书的数量约在１３５００种左右，这是其他学科古籍很难相比的。又据此新编本的“类表”载述，中医药古籍共分１２类。现将诸类略作调整、归纳如下：（１）医经；（２）基础理论；（３）伤寒、金匮；（４）诊法；（５）本草；（６）方书；（７）临床各科（包括临证综合、温病、内科、妇产科、儿科、外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科）；（８）针灸、推拿；（９）养生、导引气功；（１０）医论、医案、医话；（１１）医史；（１２）综合性医著。今分别将１２类医籍中学术临床水平较高、刊本多、影响大的名著列举、简介如下。
１医经：这一类主要指《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和《难经》。这三部典籍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内容以阐述中医药、针灸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为主，兼述临床医学、病证及治法研究等，学术价值很高，堪称是奠基必读之典籍。后世有不少注本或研究性论著，如《黄帝内经素问》有：唐·王冰注本，明清注本则以马莳《素问注证发微》、吴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较为著名。有关《内经》的类编及摘编性著作则有“隋唐间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明·张介宾《类经》、李念莪《内经知要》，清·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陈念祖《灵枢素问节要浅注》等。属于发挥性的论著有：金·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宋·骆龙吉、明·刘浴德《内经拾遗方论》，清·黄元御《素灵微蕴》、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灵枢经》注本则有明·马莳《灵枢经注证发微》，清·黄元御《灵枢悬解》等。《难经》注本，以宋·王九思《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元·滑寿《难经本义》，明·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清·徐大椿《难经经释》、丁锦《古本难经章阐注》等较为学者所重视，其中尤以《难经本义》的注文更为精当。
２基础理论：现代多数学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应以医经著作为指导。此处介绍系上述医经以外、内容侧重于基础理论的论著，包括：旧题“汉·华佗”之《中藏经》，南齐·褚澄《褚氏遗书》，金·张元素《医学启源》，明·孙一奎《医旨绪余》、赵献可《医贯》，清·黄元御《四圣心源》等书。
涉及病源、病候及临床医学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则以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最为著名，全书共５７门，载述病证、证候１７２０条，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还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藏象、骨度、经络以及生理等方面的著作。
３伤寒、金匮：这一类主要是指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后世将之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及其多不胜数的注本及研究性著作。《伤寒论》是一部以论述伤寒热病为主的名著，为中医辨证论治及八纲、八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本多达４００余种，其中以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张遂辰《张卿子伤寒论》，清·喻昌《尚论篇》、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尤怡《伤寒贯珠集》、吴谦《医宗金鉴·订正伤寒论注》、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唐宗海《伤寒论浅注补正》等书学术影响较大。属于发挥性的伤寒著作有：宋·韩祗和《伤寒微旨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许叔微《伤寒发微论》、郭雍《伤寒补亡论》，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刘完素《伤寒直格》，明·陶华《伤寒六书》、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戈维城《伤寒补天石》，清·张璐等《伤寒大成》、黄元御《伤寒悬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贞《伤寒指掌》等书。另有以伤寒为主的方论性著作，如明·许宏《金镜内台方议》，清·徐大椿《伤寒论类方》、陈念祖《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等。此数种对读者学习经方的理论及其临床应用大有裨益。
４诊法：此类著作，主要介绍中医诊病方法。前贤将诊病概括为望、闻、问、切四种（简称四诊）。在中医古籍中属于综合性诊法内容的，则以宋·施发《察病指南》，清·林之翰《四诊抉微》等书较有代表性。而重点阐论脉诊的专著如晋·王叔和《脉经》，该书论脉已明确分为２４种。嗣后则有托名著作《王叔和脉诀》（简称《脉诀》），另有宋·崔嘉彦《崔真人脉诀》，元·戴起宗《脉诀刊误集解》，明·张世贤《图注脉诀辨真》，清·沈镜《删注脉诀规正》等，在诸家脉诀中，又以唐·杜光庭《玉函经》，明·李时珍《濒湖脉学》、李中梓《诊家正眼》，清·张璐《诊宗三味》、周学霆《三指禅》等较有学术特色，影响亦较广泛。
望诊方面的专著有明·汪宏《望诊遵经》，清·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等书。舌诊著作如元·敖氏原撰、杜本增订之《敖氏伤寒金镜录》，清·张登《伤寒舌鉴》、梁玉瑜《舌诊辨证》等。
５本草：《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现存最早、托名“神农氏”的一部药物专著。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多数学者认为汉代的可能更大）。该书序列提出了药有君臣佐使、阴阳配合、七情合和、五味四气等药学基础理论。书中共载述药物３６５种，分为上、中、下三品。《本经》原著已佚，现存多种辑本，在学术上各具特色。梁·陶弘景在此书基础上另纂《本草经集注》，增补了药物及主治内容。属于《本经》系统论著，另有明·缪希雍《本草经疏》，清·张璐《本经逢源》、邹澍《本经疏证》、陈念祖《神农本草经读》等，可供研习《本经》的读者参阅。
综合性本草著作有：唐·苏敬《新修本草》，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药典性质的专著。唐代另一种本草名著———《本草拾遗》由陈藏器所撰，原书已佚，佚文可见于多种本草著作，内容主要是补《本经》之遗佚，故以“拾遗”为书名。宋代，由朝廷组织编写《开宝本草》（尚药奉御刘翰等领衔主编），另有《日华子诸家本草》及掌禹锡《嘉本草》、苏颂《本草图经》等名著。值得重视的是，唐慎微主编之《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这是一部以总结北宋以前药物学成就的名著，共收１７４６种药，并将药物分为１０３类。在此以后，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本草名著有宋·寇宗《本草衍义》，元·王好古《汤液本草》，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等。
明·万历年间，李时珍撰《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１８９２种，有丰富的插图和附方，书中阐述本草内容殊详，并提出较为科学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是一部享有国际声誉的药物、博物学名著，学术影响至为深广，现有多种外文译本。
迄于清代，先后刊行了刘若金《本草述》、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名著。此外，偏重于阐发药性的本草专著有《珍珠囊药性赋》（原题：金·李杲撰）。另有有关炮制药物的专著，如刘宋时期的雷所撰之《雷公炮炙论》，这是我国早期有代表性的炮制名著。清代简明易学的药物专著有汪昂《本草备要》、吴仪洛《本草从新》等书，属于食疗性质的本草著作有：唐·孟诜《食疗本草》，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清·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等；救荒性质的药物专著有明·朱《救荒本草》；本草谱录性编著如清·刘灏等《广群芳谱》、吴其《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内容十分丰富。
６方书：１９７３年，于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古佚医学帛书，内有《五十二病方》，共列医方２８０首，据考证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被认为是最早的医方著作。在未发现此医学帛书之前，以书籍面貌传世的方书著作，则以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早期方书中具有代表性，其中不乏用于急救及常见多发病的方治内容。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反映了当时对各科疾病的诊治水平的显著提高。其后王焘《外台秘要》，该书保存了若干已佚古医籍和名医的治疗方剂和方论。宋·王怀隐主编《太平圣惠方》，该书总结了公元１０世纪以前的临床各科病证及治法、方药、选方达一万余首。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撰《圣济总录》，收选方剂近两万首。宋代著名方书另有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洪遵《洪氏集验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济局方》、严用和《济生方》等。
迄于明初，朱领衔辑编《普济方》（原为１６８卷，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将之改编为４２６卷），搜方达６１７５９首，这是现存规模最为恢宏之方书巨著。明代其他较有影响的方书有：董宿、方贤《奇效良方》、张时彻《摄生众妙方》、吴昆《医方考》、王肯堂《杂病证治类方》等。清代以罗美《古今名医方论》、汪昂《医方集解》、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陆懋修《不谢方》等方书较为实用。
属于歌括、便读的方书编著有：清·汪昂《汤头歌诀》、陈念祖《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张秉成《成方便读》、李文炳《仙拈集》等。突出走方医诊疗经验及验方著作则有清·赵学敏《串雅内编》、《串雅外编》、谢元钦《良方集腋》、祝补斋《卫生鸿宝》、鲍相傲《验方新编》（此书刻本极多，影响很大）、龚自璋《医方易简新编》、费山寿《急救应验良方》等。此外，研究《本草纲目》附方的方书，则以清·蔡烈先《本草万方针线》、曹绳彦《本草纲目万方类编》较为著名。
７临床各科：中医临床古籍属于综合性内容（即包括各科多种临床病证证治内容者）的著作很多，但其中多数是以内科证治为主，兼及其他学科的一些病证。如宋·窦材《扁鹊心书》，金·张子和《儒门事亲》、李杲《兰室秘藏》，元·罗天益《卫生宝鉴》、朱震亨《金匮钩玄》及《丹溪心法》，明·徐彦纯《玉机微义》、王纶《明医杂著》、虞天民《医学正传》、方广《丹溪心法附余》、皇甫中《明医指掌》、龚廷贤《万病回春》及《寿世保元》、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清·喻昌《医门法律》、蒋示吉《医宗说约》、陈士铎《石室秘录》及《辨证奇闻》、张璐《张氏医通》、程国彭《医学心悟》、徐大椿《兰台轨范》、陈念祖《医学三字经》及《医学实在易》、江涵暾《笔花医镜》、林佩琴《类证治裁》、赵濂《医门补要》等书。
属于温病的名著有：明·吴又可《温疫论》，清·叶桂《温热论》、薛生白《温热条辨》、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雷少逸《时病论》、戴天章《广温疫论》、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刘奎《松峰说疫》、余霖《疫疹一得》等。
更偏重于内科病证证治的名著有：金·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及《脾胃论》，元·朱震亨《脉因证治》，明·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薛己《内科摘要》、秦昌遇等《症因脉治》，清·李用粹《证治汇补》、吴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沈金鳌《杂病源流犀浊》、尤怡《金匮翼》、费伯雄《医醇剩义》等。另有风、劳、臌、膈及血证专病论著，较著名的如：清·姜天叙《风劳臌膈四大证治》，元·葛可久《十药神书》，明·龚居中《痰火点雪》、汪绮石《理虚元鉴》，清·吴澄《不居集》（以上四种均偏重于劳病证治），以及熊庆笏《中风论》、张寿颐《中风诠》、唐容川《血证论》等。
关于妇产科，现存内容较为完整的早期名著为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著名的有：明·万全《万氏女科》、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武之望《济阴纲目》，清·肖赓六《女科经纶》、傅山《傅青主女科》、沈尧封《沈氏女科辑要》、沈金鳌《妇科玉尺》、竹林寺僧《竹林寺秘传女科》等。产科专著，最早有唐·昝殷《经效产宝》，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此二书之内容均较精要可取。迄于清代，又有不少卓有影响的名著，如亟斋居士《达生篇》，刊本多达１３０余种，几乎成为家庭必备之医籍。该书强调产妇在分娩时宜沉着、镇静，要掌握好“睡、忍痛、慢临盆”六字要诀，这实际上是早期的“无痛分娩法”，其先进性、科学性，令人叹为观止。在其后倪枝维《产宝》、阎纯玺《胎产心法》、陈笏庵《胎产秘书》等产科著作，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儿科著作亦颇多，早期有托名周穆王时师巫所传之《颅囟经》（一作“东汉·卫汛撰”），今存本已非全帙。具有中外影响的是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对儿科病证，主要采用五脏辨证法以决定其治法，方药精审，讲求实效。其后又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作者佚名），此书以儿科病证医论丰富著称于世。明代则有万全《幼科发挥》、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清代以夏鼎《幼科铁镜》、许豫和《许氏幼科七种》及吴睿堂《保婴易知录》等书之学术临床价值较高。儿科著作中另有痘疹、麻疹专著多种。麻疹医籍以清·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最具代表性；痘疹专书早在宋代即有陈文中之《陈氏小儿痘疹方论》。其后明·翁仲仁《痘疹金镜录》，清·宋麟祥《痘疹正宗》、朱纯嘏《痘疹定论》等均有较大影响。有关小儿惊疳著作，则以清·庄在田《遂生福幼合编》最受医家、病家欢迎，刊本近７０种之多。
关于外科，现存最早专著为刘宋·刘涓子传、南齐·龚庆宣所编之《刘涓子鬼遗方》，此书较全面地总结了晋以前的外科成就，学术影响广泛。在其后的外科名著有：原题宋·窦杰撰（后经明·窦梦麟续增）《疮疡经验全书》，元·齐德之《外科精义》，明·汪机《外科理例》、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陈实功《外科正宗》（此书以“论治精”著称）。清代又刊行了较多的外科名著，如：祁坤《外科大成》、陈士铎《洞天奥旨》、吴谦《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顾世澄《疡医大全》、高秉钧《疡科心得集》、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高文晋《外科图说》等书，在学术、临床方面各具特色。
外科的专病著作则有宋·李迅《集验背疽方》，清·张镜《刺疔捷法》、过铸《刺疔汇要》、梁希曾《疬科全书》（疬指瘰疬，相当于淋巴结核，多见于颈部），明·薛己《疠疡机要》（麻风专书）、陈司成《霉疮秘录》（性病专著）等。
伤科方面，早期名著有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此方较集中地论述骨折与关节脱位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并收录了４０余首有关伤科病证的治疗方药。明清时期亦有若干专著，其中以明·薛己《正体类要》，清·钱秀昌《伤科补要》、赵竹泉《伤科大成》较受学者和专业医生的重视。
眼科较早的专著有《银海精微》（原题：“唐·孙思邈撰”）和元·倪维德《原机启微》。此二书的刊行、传世，使眼科理论与临床方治趋于系统、成熟。其后，明·葆光道人《眼科龙目论》、傅仁宇《审视瑶函》、邓苑《一草亭眼科全书》，清·吴谦《医宗金鉴·眼科心法要诀》、黄庭镜《目经大成》等书，亦有较大学术影响，成为眼科常用的参考书。
咽喉口齿病作为临床小科，也有不少精品论著，如：《咽喉脉证通治》（作者佚名，刊年朱于考证）和清·张宗良《喉科指掌》、郑梅涧《重楼玉钥》，以及由燕山窦氏撰、朱翔宇所编辑之《喉症全科紫诊集》等，均为喉科名著。其中尤以《重楼玉钥》更具代表性。郑氏作为喉科世医，相传迄今不衰。此外，白喉、喉痧均有多种专书。白喉如：清·李纪方《白喉全生集》、耐修子《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此书风行甚广，刊本近百种）等。喉痧有清·陈耕道《疫痧草》、张振《痧喉正义》等书，所选方治，多有良效，至于口齿科，明·薛己撰有《口齿类要》，书中对口齿病证的证治有精要的载述。
８针灸、推拿：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书共有１４种，其中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战国以前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人体经脉学和有关灸疗的专书。前述医经类之《灵枢经》有相当比重的针灸学术论述。晋·皇甫谧将《素问》、《灵枢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此书原刻本已佚）三书有关针灸学内容予以分类合编，撰成《针灸甲乙经》，这是我国最早、内容趋于系统、完整的针灸学专著。后世针灸著作又以明·徐凤《徐氏针灸大全》、杨继洲《针灸大成》，清·廖润鸿《勉学堂针灸集成》等书较有代表性。《针灸大成》对后世的学术临床影响尤为广泛。
有关经络、孔穴专著，早期尚有隋唐时期杨上善《黄帝明堂经》（共１３卷，今仅残存１卷），实际影响较大的是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元·滑寿《十四经发挥》，清·陈惠畴《经脉图考》等书。
此外，介绍针灸医术的著作有：元·杜思敬《针灸节要》，宋·闻人耆年《备急灸法》、西方子《西子明堂灸经》以及有关太乙神针方面的著作等。
推拿、按摩，古代多用于小儿，其名著如：明·龚廷贤《小儿推拿秘旨》，清·熊应雄《推拿广义》，骆如龙《幼科推拿秘书》、张振《厘正按摩要术》等书。
外治法专著则以清·吴师机《理瀹骈文》一书内容最为丰富。
９养生、导引气功：在古代养生著作中，宋·陈直撰、元·邹铉增补之《寿亲养老新书》以内容博洽切于实用著称于世。他如元·丘处机《摄生消息论》、王圭《泰定养生主论》，明·高濂《遵生八笺》、胡文焕《寿养丛书》（包含《养生类纂》、《三元参赞延寿书》等１６种养生学专著）、冷谦《修龄要旨》、李中梓《寿世青编》等。
导引气功，也有较多的专著，如马王堆汉墓医书中有《导引图》，绘有４４幅多种运动姿势的彩色人形图，并附文字说明，属于医疗和体育相结合的著作。明清时期，有幼真先生《胎息经注》、尹真人《性命圭旨》、潘《卫生要术》等书。另有原题达摩祖师《易筋经》，书中载述有关医疗体育、锻炼身体的方法，并附图解。此书在医疗、体育界流传颇广。
１０医论、医案、医话医论著作，较著名的有：宋·程迥《医经正本书》，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王履《医经溯洄集》，明·韩矛心《韩氏医通》，清·张志聪《侣山堂类辨》、唐大烈《吴医汇讲》等书。
医案著作很多，其中大型的医案类编有：明·江《名医类案》，清·魏之《续名医类案》、俞震《古今医案按》等。个人医案著作较广的有：明·汪机《石山医案》、孙一奎《孙文垣医案》，清·喻昌《寓意草》、尤怡《静香楼医案》、叶天士《临证指南》、徐大椿《洄溪医案》、柳宝诒《柳选四家医案》等。
医话著作亦颇多，其中以明·黄承昊《折肱漫录》，清·计楠《客尘医话》、王世雄《潜斋医话》、陆以《冷庐医话》尤为著名。
１１医史：有关医史著作，我国自宋代开始就有史料性编著，强杲所撰之《医说》，资料堪称博洽，颇具代表性。属于通史性质的著述则有：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郑文焯《医故》；侧重于传记性的编著为宋·周守中《历代名医蒙求》，明·李濂《医史》，清·陈梦雷《医术名传列传》等书。
１２综合性医著：这类医书的数量较多，它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综合内容，难以简单地将之归入上述十一类医著中，在综合性医书范畴内，有的侧重于医学通论，如：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楼英《医学纲目》、李《医学入门》、张介宾《景岳全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清·罗美《古今名医汇粹》、景日《嵩崖遵生书》等。关于丛书合刻的则有：金·刘完素《刘河间医学六书》、李杲等《东垣十书》，元·杜思敬《济生拔粹》，明·薛己等《薛氏医案二十四种》、《万全万密斋医学全书》、孙一奎《赤水玄珠全集》、王肯堂《六科证治准绳》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李中梓《土材三书》，清·喻昌《喻氏医书三种》、傅山《傅青主男女科》、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张璐《张氏医书七种》、王琦《医林指月》、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徐大椿《徐氏医书八种》、沈金鳌《沈氏尊生书》、吴谦《医宗金鉴》、章楠《医门棒喝》、王士雄《潜斋医学丛书》、陈念祖《南雅堂医学全集》、陆懋修《世补斋医书》、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周学海《周氏医学丛书》等。
综上所述，读者可以从总体上了解中医药古籍的博大精深。其所蕴藏无可比拟的瑰宝，必将焕发出更为璀璨夺目的光彩，为我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对经典医籍的研究
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祖国医学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并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观察、分析和治疗，主要是通过中医药文献的形式予以保存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文献近８０００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
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１３世纪已有蛊（腹内寄生虫病）、龋（蛀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于病症初步分类的概念。在１９７３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方和有关针灸、经脉的著作，这是最早形式的医学文献，据考证，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间，开始出现了专门医药文献，但由于当时中国为大小诸候分别割据，政令互异，书不同文，书籍的抄录和传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现存的中医药文献，主要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两汉、三国以后，越来越多。其中，《内经》（一名《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十分重要的两种，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
１《内经》：《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公元前３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１８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唐以后的传本把《针经》改称为《灵枢经》）各９卷。《内经》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多方面内容，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阴阳学说，作为我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内经》中贯串于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学说从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来认识和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所谓“阴平阳秘”），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失掉人体阴阳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就会产生疾病。拿发热这个症状来说，阳盛可以引起，阴虚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各不相同。如何区别？又须结合患者发热的特点和其他临床表现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整体观念在后世医学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证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内经》介绍脏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由心脏输送精气滋养血脉，血脉中的水谷精气，汇流于肺，所谓“肺朝百脉”；由肺（通过心）再把精气转输到全身，包括体表皮毛和体内脏腑等组织。这是对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概况的大致正确的论述。《素问》还提出“心主身之血脉”和“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理论，表达了心脏和血脉的关系和血液循环的概念。
解剖方面，《灵枢·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说明在《内经》时代已有病理解剖的萌芽，并可从中看出，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解剖中的客观数据。在《灵枢·肠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咽以下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
诊断方面，早在公元前３世纪，扁鹊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谈切脉，除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桡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动脉和下肢的胫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三个切脉的部位。至于望诊，经验更为丰富，内容逐步趋于完善。书中特别强调在诊病中切脉和望诊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中的片面性。
关于临床病症，《内经》叙述了４４类共３１１种病候。包括各科多种常见病症，如伤寒，温病，暑病，疟疾，咳嗽，气喘，泄泻，痢疾，寄生虫病，肾炎，黄疸型肝炎，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种胃肠病症，衄血、呕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心绞痛，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精神病，癫痫，麻风，疔毒，痔疮，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颈淋巴结核，食管肿瘤以及一些妇科、五官科、口齿病症等。书中对一些病症的病因、证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卓越的见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肿瘤在内），有“饮食不下”、“食饮入而还出”这样抓住主要证候特征的描述。对颈淋巴结核（书中称为瘰疬、鼠瘘），认为“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灵枢·寒热篇》），正确地指出了它和内脏结核的关系。《内经》对于病症的分析，为后世深入研究病症，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治疗方面，《内经》强调“治未病”这样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所谓“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用带有启发性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好像是渴了才想起打一口井，那不晚了吗？一是指得病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认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在疾病的早期就给予有效的治疗，所谓“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内经》在治疗学上明确表现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所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就是说凡是笃信鬼神的人，医药治病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跟他们去打交道。至于如何治病？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以及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本、治标的问题。关于具体治疗，《内经》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方法是用排针刺入脐下三寸的关元穴部位，再用筒针套入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针拔出，紧束腹部以避免手术后因腹腔压力骤变，引起心胸烦闷等症状。这种手术操作方法和术后处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学水平。此外，《灵枢·痈疽篇》记载，当脱痈（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情不能控制时，采用手术截除的应急手术，以防止它向肢体上端蔓延发展。由此可见，《内经》一书不仅具备辩证的、科学的防治观点，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治疗经验，促进了后世医学的发展。
２《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编写的，书成于３世纪初，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作者张仲景在他的整个医疗活动中，提倡“精究方术”，反对用巫术治病。他主张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创用的效方），也就是他“自序”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因为作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比较全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防治经验，并通过他自己反复实践验证，予以归纳和总结，使本书成为在临床医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伤寒杂病论》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诊断中的辨证方法，以及切合病情的多种治法和方药。
在诊断辨证方面，《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四诊（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分析病情。对于伤寒，把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证候群，每一证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变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除此之外，并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种辨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病情的不同表现，以及人体的抗病能力，使诊治者由此对疾病获得纲领性的认识。
这部书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辨证方法，加以有机地联系，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它的治疗原则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诊疗疾病或分析病症，讲究理、法、方、药（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相契合。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为中医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
《伤寒杂病论》共收选３００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有的医家尊称《伤寒杂病论》方为“众方之祖”，或称它为“经方”。实践证明，其中大部分方剂确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肾气丸、茵陈蒿汤、白头翁汤、大黄牡丹皮汤等等。这些著名效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依据。《伤寒杂病论》除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为主抢救自缢，书中记载要先把人抱下来，解去绳子，盖被铺垫保暖，一人用脚踏自缢者两肩，用手挽住他的头发，不要放松，“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金匮要略·杂病方》）配合肉桂煎汤或粥汤喂食润喉，观察他能否食咽，如能就可以停止喂含，再向自缢者两耳内吹气。这种综合的抢救措施，具体、生动而又符合科学性。全书论述治法简要，并有实效。
综上所述，充分运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病人复杂的证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施治”），是从《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
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辩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和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由于受到时代和认识上的限制，《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牵强附会的论述，须予分析批判地对待。
我国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内经》以后、东汉三国以前，还有一些古典医籍，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和《难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针法、穴位等）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名著。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远、有广泛影响的古典医籍。晋唐以后，更涌现了大批医药文献，包括医学理论专著，有关生理、病理的著作，诊断学、本草学、针灸学，方书，各科临床（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病种，如麻风、结核等）的专著，综合性医书，养生，护理，按摩，外治法，法医，兽医专著等，这些著作的刊行，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上病下治”与“下病上治”
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里曾首先提到“……病在上，治之下；病在下，治之上……”说明对于疾病的处理，除了通常的治法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病情须要作异乎寻常的处理。
“上病下治”及“下病上治”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在临床实际工作中，这种治法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一）何谓“上病下治”、“下病上治”“上病下治”和“下病上治”，分内服与外用药物两大类。从内服药物而言，所谓“上病下治”，即上焦（有时指中焦）及偏于体表上部的一些病症采用调整中焦、下焦为主作为治疗的手段和方法；而“下病上治”则为下焦（有时指中焦）或是偏于体表下部的一些病症，采用调整上焦或中焦为主作为治疗的手段和方法。举例来说，咳喘患者如果单从临床证候的表面现象分析，它似乎是与上焦肺脏最有关联，但是中医认为有不少虚证咳喘，用普通降逆平喘治肺的方法每每乏效，而须用温肾摄纳等治下焦的方法处理，这就是“上病下治”法；又如小便不通明明是下焦膀胱的证候，但在临床上有时采取通利小便的方法不能奏效，而用开肺气或补中气等治理上焦、中焦的方法，居然获得显著效果，这就是“下病上治”法。
外用药物的“上病下治”及“下病上治”，主要是以施治部位和产生证候的病位相比较，如施治部位高于产生证候的病位，即称“下病上治”法；若施治的部位低于产生证候的病位，即为“上病下治”法。如鼻衄采用大蒜捣敷足心的治法，就是外用药物的“上病下治”法；又如子宫脱垂用蓖麻仁捣碎敷于头顶百会穴以升举，即为外用药物的“下病上治”法。
（二）“上病下治”法的治例从内服药物的角度出发，“上病下治”多数适用于一些内科杂病，今举例如下。
１头痛：《名医类案》中有一则医案，记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曾经治一妇女，患偏头痛已数年，兼有眩晕，眼睛红肿，大便燥结，脉象急数有力，张子和认为系“阳燥金胜”，用大承气汤加味法治之而愈。又如《医宗必读》载李士材曾治一患者“头痛如破，昏重不宁，风药血药痰药久治无功，脉之（就是诊患者的脉）尺微寸滑”，诊为肾虚水泛为痰。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减等遂愈，重点乃从肾治。
２眩晕：一般中年以上患者的眩晕以肾虚最为多见，治疗时每以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等方加减，这是眩晕证较常选用的一种“上病下治”法；又如《续名医类案》记载：“龚子材治大学士高中玄患头目眩晕，耳鸣眼黑，如在风云中，目中溜火……诊之六脉洪数，此火动生痰，以酒蒸大黄三钱为末茶下，一服而愈，盖火降则痰自清矣。”这是眩晕的另一种“上病下治”法；此外，眩晕亦有从中焦脾胃治疗的。
３咳喘：虚证咳喘多从下焦肝肾论治，尤其以治肾更为重要，因为中医认为“肾为气之根”，肾虚气喘的主要特点是呼长吸短，气促而不足，脉微或浮大虚弦，亦多见于中年以上患者，至于具体下治法则有温肾摄纳、引火归元、滋养肝肾、温补脾肾、补中益气等法。
４呃逆、反胃：呃逆一般的治疗原则是用降逆和胃法，但若由于阳明内实所引发，脉象往往长而实，需用大承气汤通腑止呃，清代名医王九峰曾治某反胃患者，经过诊察认为病因系命火衰微所致，决定从肾治，以桂附地黄丸加味治愈。此外，某些命火衰微、火不生土的呕吐证，治疗法则亦大致相同。
５痄腮：痄腮属于温病的“温毒”范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流行性腮腺炎”。这种病用普济消毒饮治疗，效果相当不错，但不少医家经常于方内加用大黄以引温毒之邪下行。这种“上病下治”，乃常法中的活法，确能提高疗效。
现在再来谈谈外用药物中的“上病下治”法，根据古今文献资料分析，这种治法较多用于内科杂证和五官病证。举例如下：１噤口痢：痢疾毒热炽盛、饮食不能入口者，称为噤口痢，可用“足心敷法”（即以药物敷于足心涌泉穴），药用吴茱萸研末，醋调敷两足心（见邹笙《外治寿世方》）；亦可用敷脐疗法（即用药物敷贴脐部），药用黄瓜藤烧存性，香油调贴脐部，或以木鳖子和飞面敷脐（见吴师机《理瀹骈文》）。
２干哕：肾炎尿毒症患者，常有干哕不止的症状，中医认为大多由于肾虚湿浊上泛所致，可用大蒜捣泥，薄敷足心涌泉穴，外以纱布包扎，隔１２小时取下纱布，洗去蒜泥，能引导湿热下行。
３脚气冲心：用附子研末，敷贴足心。
４赤眼：如治婴儿赤眼，可用胡黄连一钱研末，以人乳调敷足心；或以生南星、生大黄等分，用醋调敷足心。一方以黄芩、黄连、黄柏（亦可单用黄连）水调敷足心，同样也能治成人赤眼。
５鼻衄：李时珍曾用大蒜捣敷足心治疗鼻衄患者。古代还有用线扎中指的方法治疗鼻衄的，这属于外治法中的不药疗法，亦属“上病下治”的范畴。
６喉病：凡属虚火引发的喉痛、喉痹、喉疮，均可用生草乌、生南星末敷贴足心作为辅佐治疗。又如喉风、喉痹不能饮水者，可用生附子、吴萸醋调敷于足心。
７虚火背疮：背内常觉热如火炙，陆晋笙认为可以附子末水调敷贴两足心。
８囟门疾患：初生婴儿囟门肿者，用黄柏末水调敷贴足心；如为囟门陷下，则以半夏末水调敷足心。
９妇产科疾患：遇难产、胎死腹中或包衣不下者，可“取蓖麻子七粒，去壳研膏涂脚心，若胎及衣下，便急洗去……”（见喻嘉言《喻选古方试验》）（三）“下病上治”法的治例内服药物的“下病上治”法较多用于内科杂病及妇产科疾患。述例如下。
１痿证：痿证乃指两下肢痿软，不能行立。《素问·痿论》认为系“肺热叶焦”所致，不过实际原因与阳明胃也有关系，故又有“治痿独取阳明”的说法（亦见《素问·痿论》）。近代已故名医丁甘仁就主张用养肺阴、清阳明的“下病上治”法。但古代亦有用补中益气法获效的。
２大便不通：万密斋曾治某患者大便不通，脉微气弱，气口脉浮大而软，诊为内伤、气血两虚，服补中益气汤倍加当归而愈。这种便秘不用通导而用补的治法，中医术语又称“塞因塞用”。
３癃闭：张隐庵治一癃闭以补中益气汤治愈，张子和则曾用吐剂治癃闭。前者的作用主要是升提，有利于膀胱气化；后者的原理是去上焦气闭、痰闭，而使下焦得以通流。
四、方剂研究
（一）汉晋以前方剂概览《黄帝内经》是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第一部古典医著。所谓“《内经》十三方”，药味都比较少，其中较著名的有：治疗“胃不和则卧不安”的半夏秫米汤（见《灵枢·邪客》），治疗狂证善怒的生铁落饮（见《素问·病能论》）和治疗血枯经闭的四乌骨一茹丸（见《素问·腹中论》），这些方剂的药物都没有超过四味的。当然，《内经》给我们留下的方剂太少，难以进行方剂学方面深入的研究。我们再看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墓葬年代为公元前１６８年，著作年代约在春秋战国至西汉以前）中，有一部医方著作《五十二病方》，共收选２７０余方，绝大多数是三味以下的治疗方剂，但也有多至七味的。
东汉张仲景在方剂学上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所著《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合称）记述了近３００首治疗方剂。张仲景所说的“众方”，是指汉以前治病的效方，包括他本人在临床医疗中的自拟方。由于“博采”的来源已难以详考，故凡见于《伤寒杂病论》的方剂，后世均称之为“仲景方”，被认为是“众方之祖”，或称之为“经方”。这些方剂一般具有药味少，配伍精炼，主治明确的特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这份宝贵的方剂学为后世方剂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所收选的多属于用以急救治疗、或针对常见多发病所用的单方验方。选方摘自他本人所编撰的《玉函方》，重点反映了晋代以前民间疗法的成就，其中的方剂绝大多数都是药味较少，符合简、便、验、廉原则的。
（二）唐以后的制方变化和发展初唐时期，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嗣后王焘编写《外台秘要》，内容广博丰富。全书共分１１０４门。孙、王所撰无论在阐述各科病证治法、或治疗方药等方面，均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著作搜罗方剂的范围甚广，方剂的种类很多。现将《千金要方》予以剖析，在全书２５卷中，孙思邈收集了相当一部分组织庞大的方剂，其中３０味药以上的方剂竟达３２首之多；而药味最多的是芫花散（见《千金要方》卷十一），共６４味，而如此众多药味的方剂，实不见于唐以前的任何医学著作。这反映了当时方剂学的一个显著变化，也就是说有些临床医生已经摆脱尊奉经方的框框，根据具体病情，不拘药味多少地创制新方。
公元１０世纪末，王怀隐等人集体编写了《太平圣惠方》，此书在征集民间效方的基础上汲取了北宋以前多种医学方书内容编成，是临床医学的一次重要总结，选方达１６８４６首，其中药味较多的大方亦占一定的比重。之后较有影响的方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本事方》、《宣明论方》、《济生方》等相继刊行问世，这些方书确实收选了大量效验卓著的治疗方剂，特别是《和剂局方》，宋、金、元时期采用者甚众，但由于此书所选方药每多辛燥香窜之品，用之不当，流弊颇多，故有些医家对《和剂局方》也有不少指责和批评。又从药味的多少来看，这几部方书的方剂组织大小兼备，而药味过于庞杂的方剂并不太多，总的情况是，为了适应临床的需要，在方剂学方面，《内经》提出大、小、缓、急、奇、偶、复这些名目，宋·成无己称之为“七方”。七类方剂从东汉张仲景起，到宋、金、元时期，在具体内容及其临床应用，已经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三）李杲制方用药述评就方剂学的制方而言，李杲在历代医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位学术经验极为丰富的名医，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李杲不满足于前人的理论经验，专心致志、刻苦地学习；同时他善于学习，敢于面对现实，解决实际矛盾，因而在治法和方剂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１制方的思想渊源：李杲的老师张元素曾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见《金史·张元素传》）的学术观点。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演变，生活环境和病证的变化，以及药物品种的不断增加，我们不能把现实所遇到的病证都用古方法治疗，治病的方药应根据具体证情有所变化与发展。李杲对老师的这个具有进步思想的见解甚表赞同，并在临床工作中加深体会。
他本人在治法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不循故常”，即敢于突破，勇于创新。这种思想和他的老师是一脉相承的。
２制方的特色：从制方的角度看，李杲创制的新方，切合病机，注重实效，方剂配伍严密，标本主次分明；并善于结合药物的气味阴阳、升降浮沉等性能以纠正病气之偏；论病、立方、用药熨贴周到，灵变而有巧思。由于李杲强调脾胃和多种病证发病的关系，在治疗上擅长“补土”，对一些表面上不属于脾胃的疾病，重视扶正祛邪、调整脾胃的功能，这是他制方结合流派的一大特点。
李杲所创制的方剂，药用量一般较轻，药味一般较多，但“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于他在立方遣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方剂组织法度森严，不论大小，均能切中病情，若合符节。
３用药浅析：明代医学家王纶赞颂李杲制方用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见《明医杂著》）。这是对李杲善于用药的高度评价，后世医家也大多有类似的看法。
众所周知，药味众多，组织庞大的方剂，不是从李杲开始的。前面提到的《千金要方》有相当一部分组织庞大的方剂，但实际情况这些方剂的流传并不广。之所以不广，主要原因是缺乏实效。为什么缺乏实效？这牵涉到制方的问题。举例而言，《千金要方》卷四有一“桂心酒”方，共２４味，主治“月经不通，结成症瘕”。方内有牡蒙、黄芩、乱发灰、灶突墨、庵艹闾子、虎杖根等。
这些药合于一起，在性味、作用、配伍、主治等方面显得驳杂不纯，故虽载于《千金要方》这样的名著，后世方书罕见有引用者。所以一个方剂能否流传久远，最关键的是要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
那么制方究竟是药味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呢？这要根据病证的实际情况。但有一个总的要求，方剂中药物的主治、辅治等功能应当是明确而切合病情。有的处方，方剂组织较大而药物配伍不当、或选药主治不明，就会严重影响疗效。故唐初许胤宗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见《旧唐书》卷１９１）这对一些胡乱开大方的医生是当头棒喝。
正因为如此，方剂组织庞大而驳杂，药物主治不明，是制方时应力求避免的。已故名医蒲辅周认为：“立法贵严，制方要讲究配伍，药物有主辅之分，要体现抓主要矛盾，选方要准。”对于处方，蒲氏提出“用药要纯，最忌复杂，一方乱投一二味不相干之药，即难见功”（均见《蒲辅周医疗经验》），实为经验之谈。
李杲在用药方面，十分强调“气味”。他认为：“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气薄者为阳中之阴，气厚者为阳中之阳；味薄者为阴中之阳，味厚者为阴中之阴；辛甘淡中热者，为阳中之阳；辛甘淡中寒者，为阳中之阴；酸苦咸之寒者，为阴中之阴；酸苦咸之热者，为阴中之阳。夫辛甘淡酸苦咸，乃味之阴阳……；温凉寒热，乃气之阴阳……。气味生成，而阴阳造化之机存焉。一物之内，气味兼备；一药之中，理性具焉。主对治疗，由是而出。”（《脾胃论·君臣佐使论》）可见李杲对药物的气味阴阳有相当深刻的研究，而这种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他老师张元素的影响。
４从著述中进一步探讨李杲制方用药：李杲在方剂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反映于他所撰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和《兰室秘藏》三种著作中。《内外伤辨惑论》有４６方（列目仅４５方，另有生脉散一方，见于“暑伤胃气论”，未列目），《脾胃论》列６２方，《兰室秘藏》共载２８１方，在这三部著作中，除有少数方剂重复外，见于李杲所著临床方书的方剂，约有３２０余首，其中绝大部分为李氏所自订，而以治疗脾胃病证为主的方剂占较大比重，创制其他病证的效方也很多。这些方剂的制订与运用，丰富了方剂学的具体内容，是对临床医学的一大贡献。
《兰室秘藏》是李杲收选方剂最多的一部名著，包括多种病证的证治。在２８１方中，药味超过１５味的方剂有５４首之多，但也没有药味过多的方剂，最多的是救苦化坚汤，共２７味。可见李杲制方的指导思想并不像后人所评述的那样，即所谓“多多益善”。他的一些代表性方剂，药味并不太多，但配伍和主治相当合拍，疗效是卓著的。拿补中益气汤（见《内外伤辨惑论》及《脾胃论》）来说，此方治脾胃内伤，中虚清阳下陷，并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病证。李杲制补中益气汤，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颇能切合机宜。因为脾有喜甘恶苦、喜温恶寒、喜补恶攻、喜运恶滞、喜升恶降、喜燥恶湿的特性，而本方恰好是甘、温、补、运、升、燥相结合的方剂，制方涵义颇深。清·齐秉慧分析补中益气汤，认为：“此方之奇妙，妙在用升麻、柴胡，杂于参、芪、归、术之中，以升提其至阳之气，不使其下陷于阴分之间；尤妙用陈皮、炙草二味于补中解纷，则补者不至呆补，而升者不至偏坠。”（见《齐有堂医案》）这对后世制方配伍很有启发。又如饮食内伤脾胃，李杲根据不同的病因，伤于何物，治法有所区别。他说：“寒热温凉，生硬柔软，所伤不一，难立定一法。只随所伤之物不同，各立治法，临时加减用之。其用药又当问病人从来禀气盛衰，所伤寒物、热物……如先食热物而不伤，继之以寒物，因后食致前食亦不消化而伤者，当问热食寒食孰多孰少，斟酌与药，无不当矣。喻为伤热物二分、寒物一分，则当用寒药二分、热药一分相合而与……”（《兰室秘藏·饮食劳倦门》）并指出伤于寒物，可选用半夏、神曲、干姜、三棱、广术、巴豆等；伤于热物，可选用枳实、白术、青皮、陈皮、麦蘖、黄连、大黄等；有的还可以考虑用吐法。又如治疗便秘，当时有人选用《和剂局方》的一些方剂治疗，患者服药后获得暂时通利，但泻后复结。李杲指出：“食伤太阴，腹满而食不化，腹响，然不能大便者，以苦药泄之，如血燥而不能大便者，以桃仁、酒制大黄通之；风结燥而大便不行者，以麻子仁加大黄利之；如气涩而大便不通者，以郁李仁、枳实、皂角仁润之。大抵治病，必究其源，不可一概用巴豆、牵牛之类下之，损其津液，燥结愈甚，复下复结……”（《兰室秘藏·大便结燥门》）可见李杲制方特别强调溯因辨证，其立方选药，寓奇巧于寻常，为后世学者开无穷之悟境。
５在方剂学上的继承与发扬：李杲的老师张元素是一位师古而不泥于古、敢于突破创新的医家。所著《医学启源》，共６１方；约有２０余方引自前人的著作（包括仲景方、《外台秘要》、《和剂局方》、《宣明论方》、《本事方》等），其余为其自拟方。李杲的著作只引用了张氏著作中少数方剂（其中《医学启源》的当归润燥汤、李杲《兰室秘藏》将其改名为润肠汤），绝大多数为李杲个人所创制。须予说明的是，张元素的枳术丸方，不见于张氏原著，由李杲《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予以录存，李氏并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拟制了不少枳术丸的加味方（如橘皮枳术丸、半夏枳术丸、曲蘖枳术丸、木香干姜枳术丸等），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李杲是一位善于继承发扬的医家。
须予指出的是，张元素的枳术丸方，渊源于张仲景，早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就有枳术汤。宋·宣和年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王贶《全生指迷方》卷三，亦载有枳术汤，主治“心下盘旋，欲吐不吐，由饮癖停留不散。”方用“白术四两、枳实（麸炒）二两，共为散，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食前温服”。从用药、药用比例以及枳实的炮制法均与枳术丸相同。但同中有异的是，在配服方面，张元素“用荷叶裹烧饭为丸”，以升发胃气，提高疗效。
还值得一提的是，金以前虽已有大量方书刊行于世，然而在方剂应用方面，很少有详细的加减法介绍，李杲强调随病制方，善于掌握四时用药加减，并对其自拟方如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救苦化坚汤等方，详细列述加减用法，不仅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对如何完整地介绍效方，也给后世树立了堪以效法的榜样。
五、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创新
中医药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继承与弘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现针对中医药学的继承、弘扬和创新问题，浅述如下。
１中医药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继承与创新反映其发展的基本特色：我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后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以及其后相继编撰的《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著的刊行，为共同奠定中医药学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临床基础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秦汉以后历代的医学发展，实际上也反映了医学的不断继承、弘扬和创新。如晋唐时期，先后涌现了脉学专著———《脉经》、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简效诊疗专著———《肘后备急方》、疾病名候及病源专著———《诸病源候论》以及方治宏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体现了临床诊疗学的飞速发展，也充分反映了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著述风貌。至于临床分科医著则有产科———《经效产宝》、外科———《刘涓子鬼遗方》、骨伤科———《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专著，为临床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建树。宋金元迄于明清，又有内、妇、儿、外科以及眼科、喉科等多种专著和大量的方治、本草医籍陆续刊行，加之另有多种疾病的专著问世，使临床医学的内涵益趋丰富。而疾病的分科迄于元代已多达“十三科”，分科的明确，使之更切合于诊疗的现实需求。
至于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的补充、发明和创立新说，临床各科病证在立法、遣方等方面的充实、变化与创新，使若干疑难重病的治疗水平有所提高或取得突破性进展。今试以消渴病（内科杂病中多属糖尿病）为例，在明以前，治疗多用金匮肾气丸作为主方，效验不太理想。明·张浩《仁术便览》用玉泉丸、茯菟丸，龚信《古今医鉴》用玉泉散；清·张璐《张氏医通》以六味地黄丸去地黄，加鱼鳔胶、潼沙苑施治消渴，这些方治体现了治法上的某些变化。而现代医家治疗糖尿病则以施今墨、祝谌予师生较负盛名。其常用药为：生黄芪、太子参、山药、苍术、石斛、生熟地、天麦冬、知母、黄柏、枸杞子、五味子、元参、芡实、乌梅、肉桂等药。实际上是增液汤、生脉散合生芪、山药、苍术、元参等药的合方。特点是脾肾兼顾，大法以育阴、清热、生津、调中为主，方药更切合消渴之病因、病机，体现其治法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创、发明，这是从临床方治的变化和创新中反映其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２当前是中医药创新的最佳历史时期：建国以来，中医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特别是在创立组织机构方面，兼顾到科研、教学与临床工作三个方面的需求。５０年代初，很多城市建立了中医医院，１９５５年由卫生部创办中医研究院，聘请全国各地名中医进京工作，并于１９５６年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全国２０多个省、市开办中医学院和较多的中医药研究院，使中医工作获得蓬勃的发展。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和专区、县均建立了中医医院。很多西医教学、研究机构也投入了相当一部分人力进行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学及实验研究。凡此，体现了科研、教学、临床的“多渠道”和“全方位”，为继承、弘扬、创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数十年来，中医药学已在继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继承多以挖掘、整理、研究古今中医药文献典籍和加强系统教学为主，并重视学习、继承当前活跃于各条战线，具有较高临床、科研、教学水平众多专家们的学术临床经验。我们须认识到在“继承中寓创新”的客观现实，因为创新的基础来源于丰富的医疗实践与深入的理论探析、临床观察总结以及实验研究等方面。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为恶性疟疾提供了高效、速效的治法，已为国际医学界所广泛推崇。但从临床文献加以剖析，此项创新渊源于中医古籍。青蒿以水渍、绞取汁饮服，治疗疟病，首见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而制成青蒿素则须以现代医学科技手段、综合研究予以完成。这可算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实例之一。
作为中医药的创新，目前正处于条件较为优越和成熟的时期。一是政策的支持；二是有机构、人员的配备；三是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改善和提高。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精粹内涵给广大中医药科研、临床工作者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创新条件。
３要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事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同志，应加强历史责任感，认真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得失，并结合现状以规划未来的工作重点。中国医药学从早期历史的学术临床奠基迄于今，进展最为显著的还是临床医学，自从１９世纪西方医学广泛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生活于晚清的广东南海朱沛文，他在兼学西洋的解剖、生理以后，曾撰《华洋脏象约纂》，供中西医参照、比较，并提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朱氏反对盲目的“尊古”倾向，全书编出了新的学术风貌，后人将之列为“衷中参西派”。清末民初张锡纯是我国著名的临床医家，其所撰《医学衷中参西录》对于某些病证采用中西医药合治的方法，可谓是在疗法上的创新。而建国后的中西医结合，在疗法上的取长补短，增强治效，数十年来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其中“创新”的内涵已受到医界的高度重视。故加强中医学术临床和中西医结合创新和研究的力度，至关重要。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我历来主张尊古而不泥古，提倡在深入挖掘祖国医学精粹的基础上，汲取多学科和现代科学知识进行学术、临床研究，并一贯遵循先师秦伯末先生关于“多读书、多临证”的教导，反对清代名医黄元御只重视《内经》、《难经》和仲景学说的观点。黄氏片面地认为：唯有唐·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源”，他一概否定后世医药著作的学术临床价值，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临床医学在唐以后迄于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发展。近现代，从朱沛文、唐容川等的“中西汇通”到目前的中西医结合，这不只是认识上的提高和学术、临床方面的进一步充实、丰富与革新，也客观地反映了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值得重视、具有中国医学发展特色的渠道。
我阅习、研究中医临床文献４０余年，深感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从事中医药工作的同志，必须珍视古今医家的学术临床，我在临证中对此亦有较深的体会。如主治肾炎，我过去曾总结、报道过治疗经验，５０年代后期发表于《中医杂志》、《江苏中医》等刊物。当时采用益肾健脾、利水扶元等治法（急性肾炎则参照“风水”治法予以变化），有较好的疗效。但近十余年，我与同道交流治疗心得，有些专家在此基础上融入“通络、活血”等治法，能提高疗效，这也使我从中得到启发。又如５０年代后期，有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大叶性肺炎而获效。６０年代初，我曾在病房诊治多例病毒性肺炎，结合病毒感染的特殊性，我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施治，采用“麻杏石甘汤加味方”（方药组成及其加减法，参见《名医名方录》第一集），其中的加味药，最主要的就是板蓝根，这是根据现代药理的实验研究予以酌定的，使其疗效有较显著的提高。清初徐灵胎《兰台轨范》载述：“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今后也应在各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进一步加强主方、主药的研究。如此，在临床医学的创新方面，其成果将指日可待。
４中医药创新的基本方法：这个问题目前须引起各界高度重视，本人认为：（１）必须深入挖掘、整理中医药宝库中的精粹内涵。特别是在确立研究课题（包括学术、临床、方药、治法等）的情况下，系统、全面地进行文献、信息研究，并在“去粗取精，由博返约”和深入辨析方面多下功夫。
（２）针对疑难重病（又当以西医治疗乏效的疾病为主）和常见多发病，从丰富的中医典籍和当代名医的证治经验中觅取高效或速效的治法，使之在诊疗中获得更多的突破与创新。
（３）加强用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中医药基础和临床、实验研究，使中医药研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先进性，昭彰于世。
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医学科学，它将为我们的继承与创新提供更多的机遇。
临证特色
一、辨病论治与“通治方”
（一）辨病论治从医学发展的观点分析，“辨病论治”当早于“辨证论治”，因为医者对疾病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深入到一定阶段，又希望能得到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从治疗学的观点，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用的“通治方”。如《素问·腹中论》治疗鼓胀用“鸡矢醴”方，属于辨病论治；后世有将臌胀分为数种证型予以分别处治，重在辨证论治。《内经》除臌胀病外，以生铁落饮治狂病，四乌骨一茹丸治“血枯”病等，亦均具有辨病论治的特点。早于《内经》成书年代的《五十二病方》，载述了“蛊者，燔‘扁辐’（蝙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内经》以后的《武威汉代医简》载有“治诸（即‘癃’）……皆同（）治之”。按汉晋以前，癃、淋不分，此处“诸”系指诸种淋证，包括石淋、血淋、膏淋、泔淋等。说明那时对于这些病证在诊治方面贯穿了辨病论治的原则。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不少辨病论治的阐述，特别是《金匮要略》在这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如乌头汤治历节；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肾气丸治消渴；茵陈五苓散治黄疸；甘草粉蜜汤治蛔虫病；桂枝茯苓丸治妇人症病；胶艾汤治胞阻；甘麦大枣汤治脏躁等。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介绍了有关辨病论治的内容，如对卒心痛、伤寒、痢疾、天行疫疠、温疫、疟病、黄疸、沙虱、乳痈等病，基本上不以分型论治的形式铺叙，便于读者在仓卒之间按病索方。嗣后，《千金》、《外台》、《圣惠方》等多种唐、宋方书，由于方治搜罗广博，则有更多属于辨病论治的方药。宋、元以后，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明·孙志宏《简明医彀》（现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余瀛鳌等点校本），该书对于２００余种各科病证，均列“主方”一项，不同的病证只列一个主方，多附有较详细的加减法，甚便于读者查阅选用。这部著作体现了孙氏对于辨病论治的深入探索，是临床“辨病论治”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通治方现今市售多种中成药方，大致具有辨病论治的特色。这些成药的主治病证较为明确，较易据方议治，属于所述主治病证的通治方。古代的通治方，是经过发展逐步得到充实的。前面提到《内经》、《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所记述的辨病论治与通治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代以前的诊疗概况。张仲景在论述黄疸时，有“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诸黄，猪膏发煎主之”。亦即对“诸黄”（多种黄疸）拟订了通治方。更明显的是，仲景谓“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者，红蓝花酒主之”，点出此方广泛的通治范围。《金匮要略》甚至在保健方面也有通治方的介绍，如“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这是我国产前保健方的较早记述。《肘后备急方》在搜集通治方方面着力尤深，如葛洪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提出用葱豉汤为主加减施治。他又以黄连、黄柏、当归、龙骨四药煎煮入蜜，治疗痢疾，明示“天行诸痢悉主之”通治方的性质。其它如“辟温疫药干散”、“辟天行疫疠方”、“辟温病散方”、“治疟病方”、“治一切疟乌梅丸方”（注意：与仲景乌梅丸方的方药及主治不同）、“治黄疸方”、“治一切恶毒肿方”、“乳痈方”、“诸疽疮膏方”、“疗犬咬人方”、“疗沙虱毒方”、“神黄膏疗诸恶疮、头疮、百杂疮方”等，均为葛氏所收编的通治方。
前面提到的《简明医彀》，在综合性医著中不仅宣扬并突出辨病论治，更是提供各科病证通治方的重要文献。该书所列２００余首“主方”，立方精审，配伍谨严，读者易学易用，虽无方名，但“通治方”的特色昭著。试以该书“自汗”为例。
主方：人参、黄芪（蜜炒）、白术、茯苓、当归、黄连、白芍、枣仁（炒，研）、牡蛎（煅）各一钱，桂枝七分，甘草（炙）五分。右加浮小麦一撮、乌梅一个、枣二枚，水煎服。
不止加五味子、肉桂、麻黄根，煎成调龙骨末；虚人加山茱萸、肉苁蓉；湿胜者，泽泻、茯苓、防风、白芷；阳虚加制附子；火盛倍黄连；热极者，另煎凉膈散；甚不止，浮小麦半升，煎汁去麦，用汁煎药。兼痰盛气滞等，随证加减。
上方是自汗的通治方，详述了加减用法，在此方后，又分别介绍了不同因、证的“自汗”治疗。如用黄芪建中汤治虚劳自汗；大补敛汗汤治气虚自汗；玉屏风散治表虚自汗等。末附若干“简便方”亦具通治性质。
在中医各类方书及综合性医书中，类似的通治方多不胜数，这是各科临床家多年的医疗实践或广泛采辑所得的宝贵内涵，应在临证中加以筛选整理、对比观察，检测其治效，使其中较为成熟的治法和方药得到肯定和推广。
（三）辨病论治的实践性古今很多医家，在其医疗实践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重视辨证论治的同时，寻求辨病论治，注重方药与病证的合拍，这在绝大部分中医临床文献中都能得到反映。如先祖父奉仙公治“常疟”凡属太阴证者，用自订“新六和汤”（草果、知母、厚朴、杏仁、半夏、生姜）加减施治取效。
又如治葡萄疫（患者以少年及学龄儿童居多，症见皮肤“锦纹点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察其脉象多芤，大小不一，有缓有数；其神志亦不甚为苦，纵热不炽，虽渴不烦……”）由于此病多预后不良，先祖父“经数十年悉心研究”，指出此病缘于“幼年血气未定，正元不充，或当病后，或体素薄，或食冷物，逼其隐伏之热，使恶疠之气直犯血脉”所致。后以自拟“新订消斑活命饮”（大黄酒炒、黄芩酒炒、连翘、甘草、山栀炒黑、苏荷、板蓝根、青黛、西洋参隔汤炖、当归酒洗、大生地炒、广郁金、紫背浮萍、紫菊花或根）等方施治获得良效。
先父余无言先生１９３５年在上海治一仁济医院张姓职工，患水臌，病情重笃，须经常抽腹水以求缓解。先父鉴于过去治臌，采用张子和、危亦林、张景岳、孙一奎等治法，均不够理想，诊后夜读《傅青主男科》，见书中有“决流汤”（黑丑、制甘遂、上肉桂、车前子）治水臌，是方亦见于陈士铎《石室秘录》，遂以此方加味治之，消水颇见捷效，并无不良反应。先父细绎其配伍、组成，认为决流汤“大有经方之遗意，以丑、遂行水治其标，以肉桂温阳培其本，药味少而效力专……”（见《翼经经验录》），后以此方施治多人，于水臌消肿，堪称良方。但在消水后必继以香砂六君子汤调中以善其后。１９６０年，我诊治了多例急慢性肾炎，我认为急性肾炎与中医所说的“风水”相近，遂确立用“发表祛风利水法”施治，拟订了“风水第一方”（麻黄、苏叶、防风、防己、陈皮、炙桑皮、大腹皮、丹皮、猪苓、茯苓、泽泻、木通、车前子）主治急性肾炎遍体水肿、头痛、血尿等症，有较好的治效（见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内经类证》）。又如对于病毒性肺炎，目前西医缺乏捷效药物，我根据临床所见，琢磨了一个“麻杏石甘加味方”（麻黄、杏仁、生石膏、生甘草、黄芩、生地、板蓝根、忍冬藤）应用于临证，便结者加大黄、蒌仁；口渴甚者，加花粉、麦冬；痰多，去生地，加川贝、黛蛤散；咽痛，加元参、桔梗；胸痛，加枳壳、橘络……。如发烧超过３９℃，一天宜服两剂。此方具有实效，便于掌握应用，如配合必要的输液及西药，可以缩短疗程，提高效验。
总之，辨病论治是临床医学发展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切希望中医界的同仁能给以适当的注意。当然，通治方的应用，有时尚需根据病情而予以变通，使理论治法、立方遣药更为契合，这又是“辨病论治”中贯穿“辨证论治”的思路与方法。
（四）简化辨证，开展中医“通治方”研究目前所编的有关中医内科学教材，存在分型偏于繁杂，不太切于临床实用的缺陷。我一贯主张对于常见多发病宜在可能范围内，简化辨证。根据中医临床文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对各科病证宜从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内经》中生铁落饮治疗狂证，四乌骨一茹丸治疗经闭，均具有“通治方”的性质。奠定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的《伤寒杂病论》也有较多通治方，如：“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葛氏并提出以葱豉汤加减施治，对于疟、痢、温病、温疫等病，他也主张选用通治方与治。
后世医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反映“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特色，而明代孙志宏所撰《简明医彀》（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列其它各科病证）对每一病证均列主方（通治方），并附加减法；同时也结合辨证论治及单验方治疗，使读者较易掌握。清初张璐《张氏医通》之三痹汤（治风寒湿痹）、《倪涵初疟痢三方》都是突出辨病论治之方剂（均为通治方）。现代医家总结个人临床经验，亦颇多辨病论治之效方，有利于继承发扬，推广应用。
二、急慢性肾炎治疗经验
肾炎为常见疾病之一，临床以浮肿、高血压、血尿、管型、蛋白尿为主要表现。属于中医的“水气”、“肿胀”病范畴。余氏临证多从肺、脾、肾入手，急性肾炎，重在肺肾之治；慢性肾炎，重在脾肾之治。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疗方法。
（一）急性肾炎治重肺肾治病自拟三方余氏认为急性肾炎与《金匮》风水颇多相合，仲景治风水诸方用于急性肾炎也多有效验。
但临证余氏主张对某些病证，应尽可能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些治疗规律。所以其潜心研究，在总结急性肾炎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拟定了３张行之有效的处方。
１风水第一方：主治急性肾炎，遍身水肿，头痛，小便短赤等。以祛风利水为主，药用：麻黄６克（先煎），苏叶（后下）、防风、防己、陈皮、炙桑皮、大腹皮、猪苓各９克，木通５克，丹皮、云苓、车前子（包）各１２克。
２风水第二方：主治急性肾炎水肿，兼有咳逆上气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宗前法祛风利水为治，兼以宁嗽。药用：麻黄６克（先煎），光杏仁、苏叶（后下）、防风、陈皮、茯苓、猪苓、丹皮各９克，法半夏６克，车前子（包煎）１２克。
如患者肺胃热盛，上述二方中酌加生石膏以治之。
３风水第三方：适用于急性肾炎诸证悉缓，水肿消减而尿液、血化验检查仍未完全恢复正常者。法为扶脾益肾。药用：炙黄芪１５～２０克，熟地１２克，茯苓、山药、山萸肉各９克，丹皮６克，附片５克（先煎）。
余氏治疗急性肾炎，一般分２个阶段论治，先用风水第一方，或第二方，待其症状基本缓解，续进第三方以收全功。此第三方，实系金匮肾气丸之加减方。考薛己治水气、浮肿多选肾气丸，疗效卓著。赵献可于《医贯》中赞此方“补而不滞，通而不泄，诚治肿之神方也”。余氏自拟之第三方，于温肾益气外，尚有调中之功。此方在患者症状消失，化验正常后还要续服１月，或予金匮肾气丸服１～２月，以巩固疗效，且防其病转为隐匿型。
在临证治疗中，有时可见浮肿较甚，小便短赤，但无脉浮、恶风等症，从虚实辨证上看，亦无明显证候，所谓“不大虚”或“不大实”者。对此可采用明·李中梓“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之法，余氏常用四苓散、五皮饮（去生姜皮、茯苓皮）合方加生地、丹皮、赤苓、白茅根与治。
其中生地、白茅根二味用量宜大，一般生地２０克，白茅根３０克。取其“滋肾以制水，使肺得清化之源”之功。后以五味异功散加山药、山萸肉、制附片，补中为主，兼以温肾而收殊功。
病案举例：祝某，男，２２岁。
患者周身浮肿半月，颜面肢体为甚，头痛重于两颞，溺少色呈黄赤，胫肿按而不起，胸腹腰部亦有压痕。兼有口干唇燥，咳逆上气，腰腿酸痛，舌净无苔，脉浮而弦。化验检查：二氧化碳结合力４３８％，非蛋白氮４１８毫克％，尿蛋白（＋＋＋），尿颗粒管型２～６／高倍视野，红细胞１０～１５，白细胞１～２。体重６４５千克，血压２９９／１７３ｋＰａ。诊为急性肾炎。证属风水，水邪浸肺，溢于肢体，治以发表祛风利水，佐以宁嗽之法。处以风水第二方。
经上方加减治疗４周，患者尿量显著增多，水肿全消，体重减为５４千克，头痛除，血压恢复正常。余证均缓，脉象转濡。化验检查，血中非蛋白氮略高，尿蛋白（＋），遂改为风水第三方施治，又服２周而化验指标恢复正常。嘱患者带金匮肾气丸，出院后再服１月，后经随访病已痊愈且未再复发。
（二）慢性肾炎治重脾肾据病分段论治一般典型的慢性肾炎患者，如症见遍身浮肿，腹胀，小便不利而无任何表证现象，体质又不算太弱者，我们的治疗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淡渗利水，佐以行气通阳，五皮饮与五苓散通常为这个阶段的基础方。如患者一入院就有重度水肿兼有肠胃症，治疗就应从实脾饮及香砂胃苓汤中斟酌选用；另有一些患者，入院时颜面浮肿较甚，就应在处方中增入风药。
第一阶段所以要着重淡渗利水，目的是要较快地消肿，但仅用一派渗利药尚嫌不足，必须加用一些行气的药，如木香配陈皮，可以帮助利水，调整气机；体虚脉濡，应加党参等药以扶正气。
第二阶段：肿势消减，尿量增多，食欲转佳时，当以助阳扶正，佐以健脾渗湿，常用加减方剂，有防己黄芪汤、防己茯苓汤、六君子汤、八味肾气丸等；脾虚显著者，当以实脾饮加减，而党参与黄芪在这一阶段尤所必需，党参为扶正之要药，黄芪不但适于阳虚患者，对阴虚者亦宜。
同时这一阶段，在用利尿药方面亦应有所选择，像猪苓、木通等“有泻无补”的渗利药物，就应该少用，因阴虚患者多用则易伤阴；阳虚患者多用则易伤阳之故。
在这一阶段，临床上往往可以看到患者遗留局限性水肿，我们的处理是见证选药。
头皮肿：用羌防等风药，如不效可用炙桑皮配芪党。
腹部肿：茯苓皮、大腹皮、陈皮、扁豆皮。
腰肿：五苓散加杜仲、川断，阳虚者加桂附。
足肿：防己、苡仁、牛膝、车前子。
第三阶段：诸证悉减，肿势基本消除，当以温肾、两益气血为主。根据古人看法，水肿其标在脾肺，其本在肾，这一个阶段也就是治本的时候，应用八味肾气丸为基础配合四君、四物、八珍、十全等剂以收全功。
急性肾炎，重在肺肾之治，而慢性肾炎则重在脾肾之治，在治疗中又当根据病情，分段论治。余氏个人经验，先宜淡渗利水，行气通阳，多以五皮饮与五苓散合方为基础加减治之。其中尤宜重用茯苓、车前子等渗利而不走气，兼有强阴益肾之功的利水药，另加用木香、陈皮以行气利水，调节气机。于体虚脉濡者，又当加人参（或以党参、或以太子参代）、黄芪等药以益气扶正。待肿势渐消，尿量增多，食欲转佳时，则当改以温肾补脾，此为治本，巩固效验之法。选药组方大抵以五味异功散、金匮肾气丸或济生肾气丸、防己黄芪汤诸方中药物斟酌配伍。脾虚甚者，又宜选实脾饮加减，兼入益气温阳之品，于补脾中兼用补肾，此正赵献可对脾虚水肿的治法在《医贯》中所言：“亦须以八味丸兼补命门。盖脾土非命门火不能生，虚则补母之义。”慢性肾炎经治后，有的人残留顽固性、局部性水肿，对此治疗当重视分部选药。余氏的经验是头面肿，选防风、羌活等祛风药配合渗利之品，如乏效改用炙桑皮配黄芪、党参；腹部肿，选茯苓皮、大腹皮、陈皮；腰部肿，选五苓散加杜仲、川断，若阳虚者加肉桂、附子；足胫肿，选茯苓、车前子大其剂而配防己、牛膝、苡仁。
有些慢性肾炎患者，水肿较重，尤以腹肿较甚者用一般淡渗利水乏效时，如患者正虚不著，可考虑加用黑丑９克、甘遂６克以泄利水邪。但当详审其肿势。陈士铎谓：“必须以手按之而如泥者，始可用此二味正治……随按而皮随起者……当作气虚、肾虚治多。”此真经验之谈。对慢性肾炎水肿，如丑、遂等逐水峻剂，理应慎用，不可轻投。否则虽可取效于一时，而易致弊害，后患无穷。
对慢性肾炎水肿亦可配合食疗，如以稻米加赤小豆，或黄芪、或苡米煮粥常服，于小便不利者，可煮食冬瓜汤，或以白茅根３０克煎汤饮服。此类单方，即有一定效验，又是平和营养之品，久服而无害。
病案举例：万某，男，２９岁。
患者３月前曾腹泻旬日，继而腹胀肠鸣，颜面四肢浮肿，口淡纳差，时作嗳气，溲少色淡，夜尿频频，周身乏力，大便时溏，头晕耳鸣，腰微酸痛，脉濡，苔白腻，面色无华。尿中蛋白（＋＋＋），并有少量颗粒管型、脓细胞及白细胞；血中非蛋白氮４０５ｍｇ％；酚红试验５０％，血红细胞４２０万／ｍｍ３。
此证以脾肾两虚为本，水泛肌肤为标。治宜先利水消肿，健脾渗湿，以治其标。方以五皮饮、五苓散加减，药用：炙桑皮、大腹皮、生姜皮、茯苓、车前子、泽泻、猪苓、陈皮、木香、桂枝、土炒白术、白茅根。药后，水肿渐消，腹胀稍减，仍有头晕腰酸、食后嗳气、脘胀肠鸣等症，遂改用健脾益气，温阳渗湿以调其中，药用胃苓汤加党参、黄芪、附片。药后诸证渐消，尿检蛋白少量，血中非蛋白氮降至正常；酚红试验为６２％，血红细胞４７０万／ｍｍ３。据此转用温肾健脾之法治其本，方以金匮肾气丸合参、苓、术、芪长期服用。此后１年中连查１０次，尿蛋白均为阴性而告愈。
三、治肝病重视滋肾水以涵濡肝木
余氏十分赞赏清·陆定圃有关肝病立方遣药的见解，“盖此证初起即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饮（地黄、萸肉、山药、丹皮、泽泻、茯苓、当归、白芍、柴胡、栀子、炒麦仁）、魏玉璜一贯煎（北沙参、麦冬、干地黄、当归、枸杞子、川楝子）之类稍加疏肝之味，如鳖血炒柴胡、四制香附之类，俾肾水涵濡，肝木肝气得舒，肝火渐熄而痛自平。若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反对遇肝炎胁痛动辄使用疏肝利气之品，当精确辨证，据证加减施治。其认为肝炎患者，右胁肋下疼痛较甚者还可选用清·林佩琴《类证治裁》所载述之二方。因于肝郁者，用清肝汤（白芍、当归、川芎、柴胡、丹皮、山栀）；怒伤肝而胁痛加重者，用香附汤（香附、当归、川芎、柴胡、青皮）加减。如属肝燥胁痛，不宜浪用青皮、枳壳、香附、豆蔻等药，亦不宜用大剂龙胆草苦寒泻肝之品。
慢性肝炎有明显肝脾肿大者，可用滋水清肝饮加减施治，主法当以软坚、滋阴、疏肝相结合。
病案举例：顾某，男，３９岁。
症状：２年前患无黄疸型乙型肝炎，经某医院西医诊疗，肝大胁下２５ｃｍ（右叶），脾大３ｃｍ，久治乏效，近１月来，肝区经常疼痛，形体消瘦，食谷欠馨，时有噫气上逆，腑行先硬后溏，１～２日一解。肝功能：麝浊１６单位，谷丙转胺酶１７４单位。
望诊：面色黄褐，舌质紫黯，舌面少津。
脉诊：偏于弦细。
辨证：从问诊中获知患者久服香燥利气之品，肝阴耗损，肝气郁结，久则瘀滞于肝脾，渐则肿大，食谷欠馨，噫气不除，胃气上逆；腑行先硬后溏，系兼有脾虚之征。
治法：疏肝软坚，育阴化瘀，和中健脾。
方药：滋水清肝饮加减。
鳖甲２０克（先煎），柴胡１０克，丹参１５克，干地黄３０克，赤白芍各１０克，红花６克，香附１０克、青陈皮各５克、莪白术各１０克，太子参１２克，云苓１０克，淮山药１８克，代赭石１２克（先煎）方义：方用鳖甲、莪术软坚消肿；柴胡、香附、青陈皮、赤白芍、丹参、红花以疏肝化瘀；大剂地黄以滋阴；太子参、山药、白术、云苓、代赭石以健脾、调中、降逆。
用此方加减４月余，诸证悉缓，肝功能趋于正常，肝脾大小基本上恢复正常。
关于肝硬化腹水（中医称“臌胀”、“单腹胀”）的治法，余氏先父无言先生曾用傅青主决流汤（《傅青主男科》方：黑丑二钱，甘遂二钱，肉桂三分，车前子一两）加减施治，取得良好效果。其曾先后应用多种古方，经临床比较，傅氏决流汤仍以消水迅捷、效验明显著称。但具体临床应用，须在“祛邪”与“扶正”治法上寻以协调，消腹水须根据腹水多少和体质状况予以酌定方药及其用量，“祛邪”（通利水邪）以后，则应扶正调中以善其后。
病案举例：李某，男，４６岁。
症状：１０年前曾患乙型肝炎，未予认真治疗，后由急性转为慢性。近１年来，时有右胁胀痛，神疲肢倦，消瘦（四肢更显著）色苍，腹渐膨隆，脐部突出，腹筋（指腹壁静脉）曲张，上气微喘，纳减厌油，溺少便结。近数月曾有两次便血，并抽过一次腹水（１１００ｍｌ）。肝功能：麝絮（＋＋），麝浊１０单位，谷丙转胺酶３２０单位，并有轻度贫血。
望诊：面色苍白，腹部膨隆，有肝掌及颈膺部蜘蛛痣，舌质及唇部呈紫绛色。
脉诊：沉弦。
辨证：肝气夹瘀久郁，形成症结，脾胃失于和降，食饮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气化不利，肠津外溢，水湿渗入于腹，积久形成单腹胀。
治法：以泻水、消症为大法。
方药：傅氏决流汤加味。
黑丑１０克，甘遂８克，车前子３０克（包煎），上肉桂２克（另炖冲），丹参１５克，桂枝８克。
方义：以丑、遂、车前子泻水消症、通利二便，肉桂温中通络，桂枝温经利湿，丹参调肝活瘀。
服药后排尿甚多（第一日达３５００ｍｌ），大便泄泻（以水泻为主）数次，腹胀减，腹围渐小，喘气亦觉明显缓解。后以抉和中胃、疏肝养正活络之剂（太子参、云苓、炒白术、炙甘草、木香、砂仁、青陈皮、香附、丹参……）与决流汤加减方间隔服用。具体服法：先服决流汤加减方２剂，接服后方２～３剂；又服决流汤加减方，再服调理方……如此往复，俟腹水基本消减后，再连服逍遥散合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方，或结合当时见症予以灵活用方。
此例经上述治法５月余，诸症悉除，腹水亦消，肝功能逐渐好转，肝大肋下１５ｃｍ。从余氏经治多例的经验，病情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余氏一贯重视从古文献或医案著作中寻求疑难病证的治法与效方。３０年前，曾研习清·王旭高所撰《西溪书屋夜话录》，此编载述作者治疗肝病的丰富学术经验。王氏在治法上的多种手段和圆机活法，当前国内一些以擅长治疗肝病的医家，大多取法于此，或从王氏治法中予以变通获效。
四、崩中治验
余氏治崩中遵古而不泥古，择善而从，并重视中西医结合（一）着意辨析寒热、虚实及有无兼夹之证余氏诊治崩中，尤着意辨析寒热、虚实及有无兼夹之证，此为确立治法的辨证依据。余氏指出西医亦有“血崩”病名，多指月经周期不改变，节律正常，失血量正常；但于每一周期之间有阴道流血。所不同者，中医所论“崩中”，涵义较广，它还包括西医之出血性子宫病，子宫或卵巢的多种肿瘤等。以临床所见，似以“血热”和“中气虚陷”两种证型较为常见，中医对此二型颇有效方。但新病、正气犹未大伤者较易奏效；久病虚羸、元气亏损者，则一时难以获痊，须在“澄源”与“复旧”方面精心调治。
例案：王某某，女，４１岁，１９６５年２月下旬求诊。主诉３个月前先有闭经，过期１月后，突发阴道流血，渐次增多（倍于月经期之经血），色暗红，少腹不适，腰部酸楚，烦热口渴，心微悸，晕眩，夜眠欠实，唇舌干燥，苔黄，脉滑数。两周前在某医院妇科求治，诊为出血性子宫病（病理检查：子宫内膜厚，呈息肉样；右侧卵巢含有囊肿之滤泡），给以注射针剂及服药均无效。诊为“血热型崩中”，治以清血热为主，兼以养阴调经止血。处以“茅地治崩汤”（自订方）：白茅根３０克，生地３０克，杭芍（酒炒）９克，黄芩１５克，蒲黄（炒）６克，小蓟根１２克，生石斛１８克，益母草１２克，椿根白皮９克，阿胶（烊化）１２克。另加十灰散１２克，水煎服。
服上方４剂后，血量大减，诸证悉缓；又服１周，崩血渐止。后以调理脾胃、补气益血法以竟其功。
余氏治崩中因于热者用方经验为：白茅根、生地二药用量宜大，否则不足以挽崩中之急，黄芪用量亦宜多于其它诸味。血热重者尚可加黄连６克、黄柏９克，以加强清血热、凉血疗崩之效。在多年临证实践中体会到先贤治崩之三法符合临证现实。但又不宜拘执，重在详辨患者的体质和证候，虚实寒热及有关兼夹之病理。临床医生须多临证、多思考。
（二）治崩巧用炭类药余氏治崩用炭类药重在“辨证用炭”，又不宜过于拘执。如气虚，加莲房炭、藕节炭、升麻炭；阴虚，加血余炭、陈棕炭、丹皮炭；阳虚，加艾炭、姜炭、百草霜（或另加伏龙肝等药）；血热，加地榆炭、苦参炭、侧柏炭；血瘀，加茜草炭、艾叶炭。
治疗轻证血崩或漏下，善用简效方药：其一为前贤用炭类药的变化方（莲房炭、百草霜、荆芥炭各６克，棕榈炭９克。共研、和匀，分二次酒调服或米饮调服）；其二是《罗氏会约医镜》中的一个验方，药用艾叶、黑炭、阿胶（烊化）各１５克，水煎服。
（三）重视中西医结合在诊断方面，余氏认为患者须注意及早到医院作妇科检查。临床所见患者中，有一些是属于子宫、卵巢肿瘤患者。其认为某些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所致之崩中，用中医辨证治疗颇有效验；子宫颈癌（特别是菜花型）所致崩中，一般只能以“塞流”（止血）治法暂时取效，故仍当争取中西医结合施治，以免延误病情。
名案评析
一、噎膈（食管癌）案
张某，女，６７岁。１９６１年９月初诊。
患者因饮食梗阻，难以进食，食后噎塞呕恶，两个月来不断加重，前往某职工医院就诊。除上述主症外，兼见胸闷、胸骨后隐痛，口苦，时吐痰涎，大便干结常多日不解，肢体羸瘦，精神疲惫、抑郁。面色白光白无华，眼圈略显青灰色，舌体瘦缩，舌质暗红，舌面无津，脉象细弦微涩。经该院外科诊断为食管癌。放射科钡餐造影摄片，显示食管下端近贲门处约有拇指头大肿块，病理切片为鳞状细胞癌。后去北京某医院复查，诊断同前，并已有锁骨上、腹股沟等处淋巴结转移，外科认为已非手术适应症。经包钢职工医院介绍，请余氏诊治。根据上述脉症，病属噎膈，由气郁瘀滞、肺胃津耗所致。治宜开郁活瘀，润燥化痰为主，方用启膈散加减：北沙参１８克、丹参９克、当归１２克、川贝６克、杏仁９克、黄郁金９克、瓜蒌皮９克、砂仁壳４５克、桃仁９克、红花４５克、荷叶蒂９克、杵头糠９克。
服上方２０剂，食后梗阻明显减轻，能吃半流质饮食。近半月来未有呕吐，口已不苦，胸闷、胸骨后隐痛亦见轻缓。面色好转，眼圈黑色渐淡，惟痰涎仍较多。仍以前方加减：北沙参１５克、丹参９克、当归９克、川贝９克、杏仁９克、瓜蒌皮９克、枳壳４５克、姜半夏６克、砂仁壳４５克、川芎９克、桃仁９克、红花４５克。
服上方约半月余，诸症悉缓，痰涎明显减少，能进软食，体重增加，患者心情舒畅。后经放射科检查，局部肿块缩小过半，原淋巴结肿大处亦相应消减。患者但觉咽干，胸微闷，大便偏于干燥，遂以琼玉膏加味方以竟全功：吉林参６０克、生地１５０克、茯苓６０克、瓜蒌皮７５克、半夏曲６０克。
上方浓煎取汁，兑入白蜜５００克，炼蜜收膏，每服１匙，１日２次，温开水冲服。
在以后的４年中，曾两次接到其家属来信，告称患者食眠如常，噎膈诸症未见复发。
［评析］噎膈的病名见于宋·严用和《济生方》，关于其证候的描述则早见于《内经》，如谓“饮食不下，膈塞不通……”（《灵枢·四时气》）“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灵枢·上膈》）等，即是对本病证候的描述。从古今所见大量医案可知，噎膈多见于老年人，相当于食管癌或胃贲门部癌肿。其发病因素除局部感受物理、化学刺激外，祖国医学更重视情志因素。由于噎膈易造成阴血匮乏，局部气结血瘀，故初期偏于气结者，治当以解郁润燥为大法；然此案已属后期，病理上属肺胃津耗，气郁血虚，痰滞瘀结，故治以启膈散加减。方中北沙参、当归、丹参养阴润燥益血活络；郁金、瓜蒌皮、杏、贝开郁化痰；桃仁、红花、砂仁、荷叶蒂、杵头糠活瘀启膈。
方中北沙参养肺胃之阴；当归散瘀行滞而止痛，复能润肠通便；红花辛散温通，能破症积，然其少则养血，多则行血，能补能泻，各有妙义。余氏用４５克，意在补泻兼顾，红花配当归，增强补血且无瘀滞之虑。丹参降而行血，去症瘕，去瘀生新，行而不破，昔有“丹参一物，功同四物”之说。郁金清扬善窜，能行滞气、散肝郁、降逆气、泄壅滞。杏仁宣肺降气，开闭塞，消痰饮，可润燥滑肠。瓜蒌皮利膈宽胸，利气导痰，散结消肿。川贝开郁行滞、消痰结、解热毒、消肿痛、润肺下气、宽胸。桃仁散瘀破症，开结润便。砂仁利气快膈，散寒饮胀痞、噎膈，为开脾胃之要药。杵头糠通肠，开胃下气，治咽喉噎塞，饮食不下，善磨胃之陈积。荷叶蒂去湿行气，能领诸药直至巅顶。
综上所述，全方的用药特色是：攻补兼施，寒温允当，血药与气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并适当照顾到女性的用药特点。经治后，食进症缓，肿瘤缩小。惟燥象仍著，气阴不足，故以琼玉膏加味方以养阴益气化燥，兼能化痰宽中调胃。由于药证契合，配伍精当，故使危证转安而获痊。
二、悬饮（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案
王某，男，２７岁。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４日初诊。
患者旧有结核病史。１９６４年春，曾有右胸侧腋下部剧痛发作，深呼吸时疼痛加剧，伴有低声咳嗽。经某市人民医院确诊为结核性干性胸膜炎。给以异菸肼配合镇痛剂，治疗数月后诸症悉平。又继服异菸肼３个月停药。
１９６５年３月初，患者又感胸侧部疼痛，右背部亦有引痛，发热、咳嗽又作。近１周来，发热明显，兼见恶寒，肢冷，汗出，体虚肢乏，精神委顿，食减，并略感呼吸急促。右胸侧位Ｘ线片，显示有中等量以上的胸腔积液，纵隔位置尚未见明显改变，诊断为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该院医师建议抽胸水并住院治疗，因限于条件，患者对频抽胸水又有顾虑，遂请余氏疏方为治。
诊见面色微现青黯，右胸肋间隙饱满，叩诊、触诊均符合胸水体征。肝上界未能叩出。呼吸３４次／分，脉搏１０２次／分，体温３８９℃。其脉双手弦数，舌体胖嫩，苔薄白、微有影黄。病属悬饮，治当以逐饮为大法。方用破积导饮丸（《杂病源流犀烛》方）加减：木香４５克（打），槟榔１５克，青陈皮各６克，黑白丑各９克，枳实、三棱、莪术、半夏、川楝子、防己、干姜各９克，神曲、茯苓各１５克，泽泻１２克，甘草９克。每日１剂，水煎服。先连服１０剂，休息１～２天后，继服１０剂。
４月中旬二诊：用上方后，排尿量有明显增多，或泻稀便，量亦较多，体温于服药半月左右即退至正常，胸、背部疼痛明显减轻，咳嗽亦见好转，自觉呼吸较前爽利畅快。胃纳较差，有时仍感胸闷不适。脉象微弦，苔薄白。本着效不更方的原则，以上方去防己、川楝子，加谷芽、麦芽各９克，淮山药１２克，再服２０剂（服法同前）。
５月上旬三诊：服上方后，诸症续见减轻，偶有右胸部微痛发作。前天去医院作Ｘ线检查，仅遗留少量积液。投下药以善后：木香１８克，槟榔３６克，青陈皮各２１克，枳壳、三棱、莪术、半夏、神曲、麦芽、茯苓、干姜、泽泻各３０克，黑白丑各３６克，甘草２４克，巴豆（去油）１５粒。共研细末，水泛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６克，１日２次，温开水送服。
后接患者来信云：服上述丸药方二料后，诸症悉痊，体力亦渐恢复。经医院胸透复查，除胸膜显稍厚外，胸水已全部吸收。后劝患者接服异菸肼１年，未见再发。
［评析］悬饮一证，相当于渗出性胸膜炎，临床以结核性最为多见。汉·张仲景以十枣汤治之，这是我国医学史上治疗悬饮效方的最早记录。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妙应丸（即控涎丹）治疗，亦属十枣汤的加减方。
十枣汤、控涎丹辈，药力峻猛有毒，用之不慎，可能造成流弊。故后世对悬饮的治法似有所改变。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浊》的破积导饮丸，主治“饮水成积，胸胁引痛，沥沥有声”，从证候分析，当属悬饮。此案用该方只是略作加减，而未变其法。初以汤剂治疗时，未用巴豆，是因考虑患者胃气弱、食减，恐不胜药力。复诊调整处方时，加入健脾开胃之品，末以此方加减，水泛为丸治之。“丸者缓也”，症势轻缓，可改丸剂收功，方药组成大致与沈氏原方同，其中巴豆用量略减，在制法上强调“去油”，使其毒性大减。是故丸方虽有巴豆，而全方药性并不峻猛，对继续驱除胸腔积液，巩固疗效，实有裨益。
三、咯血案
例１：胡某，女，５４岁，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７日初诊。患者２０余年前曾患支气管炎，２年前加重，痰嗽胸闷，间有小量咯血。３天前有少量吐血、咯血，今晨吐血、咯血约有半小碗（近１００毫升），胸痞，微咳，心烦，面色青黄不泽。苔薄白、根微黄，舌绛尖红；脉偏虚数，右寸尤虚。经某医院内科检查诊断为支气管扩张（Ｘ线平片发现两肺下侧肺纹理增粗、紊乱，左肺下部可见小透明区；又经支气管检查获得确诊）。中医辨证属上焦风热灼伤肺络，娇脏气阴不足。治宜益肺养阴，清络祛瘀为法。方用《妇人良方》鸡苏散（“治妇人吐血，心烦昏闷”方）加减。
鸡苏、北沙参、阿胶（炖烊）、大蓟、生地各１５克，生黄芪、茜草、生甘草、麦冬、黄芩各９克，当归６克，伏龙肝１２克。４剂。
进上方后，诸证渐缓。服药第３日，曾又有少量咯血，咯出紫褐色血块数块，嗣后未见咯血再作。次诊按上方去茜草加天冬９克，黄芩改为６克。又服１０剂，症状获得缓解。
例２：徐某，女，３０岁，１９７１年８月因右肺结核，少量咯血多次，经医院注射止血针剂，咯血未能控制。来诊前一天晚上，亦曾咯血数口，遂求服中药。主诉除咯血外，兼见轻度气逆。舌质红、舌体瘦薄无苔，脉象微数偏细。证属虚劳咯血，治当养阴清肺，和络止血。方用《妇人良方》鸡苏散（“治妇人虚损气逆，吐血不止”方）加味治之。
鸡苏、黄芩、赤芍、当归各９克，阿胶（炖烊）１５克，虫草６克，北沙参、天冬、麦冬各１２克。
服上方加减近２０剂，病情得到完全控制。次年函询，未再发生咯血、吐血。
［评析］陈自明治疗妇女吐血病证，既取法于先贤的理论经验，而又能在医疗实践中独立思考，有所变创。宋代治疗吐血，世人或有宗北宋名医初虞世治法者。但初氏治吐血不喜用竹茹、生地、藕汁等药，陈氏指出：“不可狎泥此说，如阳乘于阴，血得热则流散，经水沸溢，宜服凉药以解之。大黄、犀角、生地黄、生艾、藕汁岂能无效？如阴乘于阳，所谓天寒地冻，水凝成冰，宜服温药以暖之。干姜、肉桂岂能无功！学者更宜思之。”（《妇人良方》卷七）从他所拟订“鸡苏散”方的配伍、遣药，可以看出他立方的深意。方以鸡苏为君，在古方治血证中不多见。按鸡苏即《本经》之水苏，又有香苏、野紫苏、龙脑薄荷等名，功用略同紫苏，然较温于紫苏，其性主降，具有疏风理气，止血消炎的作用。《名医别录》用治吐血、衄血等证，陈氏治“吐血”亦用作首选药，其余诸药配伍均较精契，兹不一一列述。由此可见，陈自明对妇科杂病的证治，亦颇多贡献，他所拟制的方药，应该引起临床工作者足够的重视。
四、泄泻案例１：刘某某，女，３１岁。自称前天吃拌黄瓜后，腹痛泄泻稀便，日８～９次，脘腹连胁痞闷，四肢乏力，性躁多怒。大便化验符合急性肠炎的诊断。经服土霉素病情未减，患者主诉泄泻时腹痛颇甚，泻后稍减而仍痛。其脉濡弦，苔薄、舌边微红。证属肝旺脾虚，方用炒白术２１克、炒白芍１５克、防风９克、炒陈皮１２克。２剂获愈。
例２：王某某，男，４０岁。初因感受风寒，服药渐愈；后复伤于饮冷，腹痛泄泻清稀，脘痞纳减，嗳气，胸胁苦满，恶风，四肢不温，大便１日１０次左右，每泻时腹痛较甚，肠鸣，少腹拘急，泻后减缓，口中淡，体温３７８℃，脉弦、微浮，苔薄白，中心稍腻黄。此食伤脾胃，肝气夹风邪为患，以痛泻要方加味治之。
柴胡９克、黄芩９克、防风１２克、白芍１５克、炒白术１８克、陈皮９克、焦三仙１８克。
１剂热退，痛泻减半；３剂而平。
例３：周某某，男，５９岁。患慢性肠炎近５年，时发时愈。经中西医多方治疗，未见明显效果，检阅前医处方，多属理中汤、胃苓汤、四神丸等。发作时腹痛泄泻，１日３～５次，微有腹胀，肢体消瘦，倦懒无力，面少华色，脉濡弦、右关濡细，大便经常带粘液，或有少量不消化饮食残渣。此属脾气虚损，肝脾失调。治以补脾升举为主，兼以调肝。用痛泻要方加升麻、诃子肉治之。
炒白术３０克、升麻９克、白芍１２克、陈皮９克、防风９克、诃子肉５克。
以上方加减，前后共服４０剂左右。病告痊愈。
［评析］上述三个医案，例１为较典型的痛泻要方证。应予注意的是，过去认为痛泻要方证的泄泻属脾虚肝旺，一般均有怒则易发的特点，但据余氏临床所见，这只能作为病理诊断的参考，不少急性肠炎具有典型的痛泻证候，并无怒则易发的先决条件。故临床当以辨证为主。
例２虽以痛泻要方为基础，但患者属外感转饮食所伤。证兼恶风，微热，脘痞纳减，嗳气，故加重防风用量，合柴胡、黄芩以疏风解热，加焦三仙合白术以消食健脾。
例３为慢性肠炎，发作时腹痛泄泻，临床表现与急性肠炎不同，腹痛的程度较轻，腹泻的次数不太多，但经常发作，缠绵难愈，病机亦属肝旺脾弱，由于久泻不愈，脾虚转甚。清·刘一仁曾说：“泄泻之病，四时感受不同，或因风寒暑湿所干，或因饮食所伤，动伤脾胃之气，故作泄泻。
治当分其新久，审其原因。新则以伐邪之药为主，而健脾之药为佐；久则以补脾之药为君，而升发之药为使”（《医学传心录》）。例３的治疗，可参酌此治则，故以炒白术为主药，并加大用量，升麻以升举脾气，诃子肉以涩肠止泻。伏其所主，先其所因，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使５年宿疾应手而愈。
四、妇科治验案
数十年来，于临床诊治，余氏偏重于内科杂病，但亦致意于妇科诸病证，并涉猎较多文献以充实、提高临证水平，现介绍以下数例供读者参酌。
（一）妇人血分刘某某，女，３７岁，农民。于１９６５年５月求诊，主诉于两个月前因参与挖沟渠，劳作数日，月事稍见红即闭止，其后曾去城关医院检查，未见明确诊断，妊娠试验（－）。上月初开始先有下肢浮肿，两周前面目微浮，肢肿加重，胫前按之有轻度压痕，面色淡白，食少肢乏。尿化验未见蛋白尿，红细胞（－），有少量白细胞。经人介绍来余氏处就诊。其脉沉濡，舌质胖嫩、色黯，苔中心有薄腻苔。此属妇人血分，良由感受水湿所致。治宜温化寒湿、活血调经，兼以健脾利水。
处方：当归１２克、川芎１０克、云苓１５克、赤芍１０克、茺蔚子１０克、川牛膝１０克、炒白术１５克、陈皮６克、肉桂４克、制附片６克、琥珀（研末分冲）１２克。
服药１０余剂，月经恢复来潮，肢肿消减。原方去茺蔚子、琥珀，加车前子、泽泻各１０克，续服月余，肿势全消，身体和月经均恢复如常。
［评析］妇人血分，属妇科杂病范畴，简称血分（请注意，此处“血分”不可与温热病“卫、气、营、血”辨证体系中以伤阴、动风、动血、耗血为特征的“血分证”相混淆）。《圣济总录》载述：“血分者，经水流通之际，寒湿伤其冲任，为之中止（指月经），气壅不利，播在皮肤，邪气相搏，经血分而为水，发为肿，故曰血分。”其主证及证候演变特点是，先出现闭经（多有受寒湿之诱困），继发肢体浮肿，常兼有脾虚见症。多由寒湿凝于胞脉，以致经血不利；加之脾虚，经血分而为水，泛溢肢体而肿。此例患者以调经、温寒、健脾、利水为大法。方中巧用琥珀以活血、调经、利水。余氏曾于３０年前经治另一例血分患者，初未用琥珀，效验不著，后加用此药而奏功。
（二）月经涩少丁某某，女，１９岁，未婚，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应诊。患者１５岁初潮，约经半年许，经期、经量、经色趋于正常。２年以来，经期稍有错后现象（原大约一月一行，前后错期不超过３天，现约后延４～５日），经量益趋减少，最近两次月经量均不及１０毫升，色淡而质稀，且经行涩滞难下，少腹冷痛，以热水袋置其上则感舒适。患者面色较前白光白、少华色，血象显示轻度贫血，自觉身疲乏力，体力不继，且素禀阳虚，冬日畏寒甚于平人。其脉沉小、微涩，舌色淡红，舌质无明显异常。
证由阳虚生内寒，中气不足，阴血虚滞所致。治宜益气养血，温经通络。
处方：炙黄芪６０克、当归１２克、熟地１５克、川芎１２克、艾叶６克、吴萸６克、续断１０克、川牛膝１０克、肉桂５克、制附片６克。１０剂，水煎服。
服法：每一月经周期服１０剂（在经净后第１０天起服）。
根据上方，约经历７个月经周期的调治，使经量、经色基本恢复正常，经行涩滞现象已除，贫血完全纠正，但月经周期仍为３０余天。
［评析］月经量少，以血寒、瘀滞、气血虚诸因较为多见。此例患者以气血不足、阴寒阳虚为主要病机。疏方以当归补血汤合艾附暖宫丸损益与治，证方契合。然此病证，通常经治于短期内不易见效，须“久久为功”。余氏主张一个月经周期服１０～１２剂，大致安排在月经周期之中期为宜。
（三）湿热阴汗徐某某，女，２９岁，１９７８年６月求诊。先有发热（３８３℃），头痛，身体重痛，腹满食减，小便短涩，黄赤，带下色微黄而量多。经请中医施治，诊为湿热型外感，经治后热退，头痛缓轻，惟溺短涩，带下黄未见著效。又服原方数剂，病势不退，反增局部阴汗，近一周阴汗甚多，患者穿两条裤衩，半日即须更换，甚以为苦。延余氏会诊，诊其脉濡数、微弦，苔薄黄腻，此属下焦湿热郁滞不行，治以渗湿利水为大法，兼治带下。
处方：龙胆草１５克、滑石（包煎）１５克、猪苓８克、黄柏１０克、山药１２克、苡仁３０克、云苓１２克、肉桂４克、灯芯２０支。１０剂，水煎服。
外用药：煅蛤粉、煅牡蛎各３０克，研极细末，绢袋盛，外扑于阴部。
经治约两周，即告痊愈。
［评析］阴汗于临床并不少见，由于有些异性患者羞于主诉，而医者在问诊中对此症亦较易疏忽，故临床凡见有湿热下注诸证，医者应主动问询。阴汗大多由于肝肾湿热所诱发，治宜渗湿利尿，兼清肝肾。但阴汗亦有湿热其它见症不明显的情况，多见于老年人，往往除阴汗外，有腰酸膝软等症，此多属肾虚，前贤有用青娥丸（《和剂局方》：补骨脂、胡桃肉、杜仲、大蒜）施治者，余氏曾试用，确有良效，其外治法则与“湿热阴汗”相同。
（四）阴部肿疡肖某某，女，３１岁，１９７４年８月就诊。患者主诉于半年前其外阴部偏左侧因受自行车座磕碰外伤破皮，因未及时处治，逐渐溃烂渗液，或痛或痒，曾用青霉素软膏外敷乏效，现溃疡面达４ｃｍ×５ｃｍ，局部微肿，疮边发红，兼见坠痛、压痛，并有心烦、卧不安枕等症，带下黄赤色，量颇多，脉小弦、微数，舌质红绛，舌苔浊腻黄，治宜祛毒渗湿为主。
处方：萆１２克、苡仁２４克、黄连１２克、黄柏１０克、泽泻１５克、赤云苓各１０克、丹皮１０克、车前子１５克、山药１５克。
外用药：苦参３０克、珍珠１５克、青黛２５克、黄连４０克、冰片１５克（此为一剂量）。
上药共研细末，另加凡士林１００克，共和匀，装瓶待用，１日外敷２次（敷药前须清洗疮面），忌辛辣刺激品，禁房事。
用上方内服、外治约９周余，疮面完全愈合。
［评析］外阴肿疡，古名阴蚀（见《神农本草经》石硫璜条），又有阴疮、阴匿虫等名。多由阴部破损、感染毒邪，或由情志郁火、湿热下注所致。清·高锦庭主张用萆渗湿汤主治，余氏用此方加减治疗数名患者均有良效。此例所用内服方，即萆渗湿汤去通草、滑石，加黄连、云苓、车前子。所用外敷药具有消肿、解毒、收敛等效能，亦系余氏斟酌前贤方治予以变通而成。
医论医话
一、从“通治方”治病谈起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遇见了一位老病友。他早年参加革命，１０多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两膝关节及手指关节经常肿痛。最近几年关节变得有些畸形，行动屈伸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每当阴天或下雨之前，膝关节就沉重发麻，相当痛苦。解放后，经过多种方法治疗，效果都不太理想。去年冬天，有一位中医大夫告诉他一个所谓“屡用有效”的治疗关节炎的“通治方”。他如获至宝地加以配制成丸剂，连续服用，至今已有４个多月，非但关节肿痛麻木没有减轻，而且还新添了鼻衄、目胀、口干、舌麻、大便燥结等病状。这张处方是：生草乌一两二钱，五灵脂一两，官桂四钱，地龙（炙）六钱，木鳖子六钱，当归一两，细辛三钱，麝香一钱（另研）。
上药共研细末，米粉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４丸，１日２次，温水送下。
看了这张处方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张治疗寒邪偏胜的“痛痹”方，可以说是古方“一粒金丹”的加减变方，其中的草乌辛热有大毒，而官桂、细辛、麝香又都是辛温香窜的药物，对于患者这样久病体虚、湿邪偏胜的“着痹”当然是不相宜的，所以就产生了不良的副作用，使病情反而更加复杂了。我再仔细琢磨一下，这张处方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通方”。
“通治方”即通用方，临床应用，至少应该具备药性平和及照顾全面两个特点，它应该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基础上的产物。我们仍以关节炎做例子，这种病中医统称为“痹证”，大多由于风、寒、湿三种邪气的侵袭而形成。如果是风邪偏胜的，关节以游走性窜痛为主，叫“行痹”；如果寒邪偏胜，疼痛就比较剧烈，局部用热敷可以缓解，名为“痛痹”；若湿邪偏胜，则多表现为关节重着肿痛，称之为“着痹”。治疗这三类比较多见的痹证，有不少专门方剂可以斟酌使用。但古人考虑到痹证的致病因素虽然有风、寒、湿等多种邪气，临床症状却往往错综难分，因此可以研究用一个处方加减治疗三种不同痹证。于是在辨证施治原则的指导下，遂有像“三痹汤”（见喻嘉言《医门法律》）这样一个既能祛除邪气又能补益气血、滋养肝肾、正邪兼顾的方剂，广泛运用于临床。因为“三痹汤”加减确实可以治疗不同类型的痹证，所以后世就把它列为治疗痹证的常用“通方”之一。
若干年来，对于各种疾病所习用的有效“通方”已经不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用“通治方”呢？我认为首先应该掌握“通治方”所主治的各种疾病和病理机制以及病情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要把八纲的属性辨识清楚，然后才能拟定使用“通治方”。对于每一个“通治方”的性质和适应证，应该心中有数，不可毫无根据地任意使用；更不能不假思索，轻率地将一些剧毒药和刺激性强烈以及性质极偏的药物，随便加入一般“通治方”中，这样才能避免产生某些意外的反应。
二、“常法”治病失效之后
对于各种常见多发性疾患，不论中医、西医都有一套常用的防治方法，可以称之为“常法”。
一个医生在诊疗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熟习“常法”。但光是熟悉“常法”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证情，因此还需要学习、掌握一些灵活变通、更能契合具体情况的治法，这种方法简称为“变法”。掌握“常法”与“变法”的多少及其运用的精确熟练程度，是厘定一个医生诊治水平高低的标尺。
最近我翻阅了清初张石顽先生的一个治案，案中谓：“癸卯元夕，周、徐二子过石顽斋头纵欲，次日皆病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汤解酲。余曰：东垣葛花解酲汤，虽为伤酒专剂，然人禀气各有不同，周子纵饮则面热多渴，此酒气皆行阳明肌肉之分，多渴知热伤胃气，岂可重令开泄以耗津液，与四君子汤去甘草加藿香、木香、煨葛根、泽泻，下咽即苏；徐子久患精滑，饮则面色愈青，此素常肝胆用事，肾气并伤，酒气皆行筋骨，所以不上潮于面，葛花胃药，用之何益，与五苓散加人参倍肉桂，服后食顷，溲便如皂角汁而安。”（《张氏医通·卷二》）凡是学过中医的都很清楚葛花解酲汤是治疗伤酒的“常法”，而张石顽能“因人制方”，以“变法”取效。通过这个病案，使我联想到数年前自己的一个治例。１９６１年春，我出差去包头市搞中医教学，同时也承担一些治疗任务，有一位迁延性肝炎患者，症见右胁下痛胀，胸中痞闷、身疲肢倦，心中苦，善太息，大便燥结，小便微黄，食纳尚可，苔薄边红，脉象弦细。肝大肋缘下２ｃｍ，并无黄疸，肝功能有三项不正常。我认为系“肝郁夹热”，遂以丹栀逍遥散加减，并以越鞠丸９克入煎，服数剂后，患者觉胁痛轻减，其它症状也有所好转，我就守住原法继续治疗，久而久之，逐渐失效，原有症状复现，少腹有拘急疼痛，我觉得有些棘手，后写信向业师秦伯未老大夫请教。秦老复函略谓：“据述症情，可考虑用‘玉璜治肝燥胁痛法’。”我懂得了是让我试用清代魏玉璜先生的“一贯煎”方。按陆以《冷庐医话》称此方主治肝燥胁痛、胃脘痛、疝瘕等症，方药为沙参、麦冬、地黄、枸杞子、川楝子、当归身，结合轻治患者口中苦燥，于原方中加入酒炒黄连，服后数日，胁痛顿减，以此方增损连服，诸症悉缓。２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正常，肝在肋缘下已不能触及，最后以柔肝健脾法收功。
从这个治例给我不少启发，我起先用的丹栀逍遥散、越鞠丸是治疗“肝郁夹热”的“常法”，但方中有一些香燥劫耗肝阴的药，对经治的这位具有肝燥胁痛的患者是不相宜的。由此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读书、临证均不可少，治病时心思须活泼细致。古代有不少名医能在其他人所用方内加上一味药即能奏效，如元代《伤寒金镜录》作者杜清碧病“脑疽”，自己开了防风通圣散，但连服无效，当时另一名医朱震亨替他诊治后说：“你何不将防风通圣散用酒制一下。”后来按朱氏的方法治疗，果然痊愈。又如明代的缪仲淳曾治一王姓遗精患者，病情相当重，甚至只要听到妇女的声音就会遗精，身体瘦弱已极，眼看不久于人世，一般医生都说没有办法了，缪仲淳的一个学生处了一方，以远志为君药，莲须、莲子为臣药，龙齿、茯神、潼蒺藜、牡蛎为佐使药，配了一料丸药，患者服后感到病状缓解一些，但遗精还是没有断，缪仲淳诊治后，认为学生这张方子配伍不错，于原方中另外加入鳔胶一味，按前法服用，一料丸剂尚未服完，病就好了。
因此，我想到作为一个医生，当用“常法”治病失效之后，应该一方面自己翻阅有关文献，从中求取借鉴，启发诊治思路；一方面向前辈师长虚心请教，必要时采取会诊或病案讨论的形式，千方百计，集思广益。总之，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
三、中医诊疗中的法治与意治
中医临证，要求在辨病和辨证的基础上“立法处方”。所谓“法治”，一般是在“辨证”之后，“论治”、处方之前必当确立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试以便秘而言，如症见阳明胃实、燥渴谵语，属实闭，立法宜泻实通腑；老弱之人精血匮乏或产妇气血不足，以致肠胃失润之便秘为虚闭，当以养血润肠为法；口燥唇焦，舌苔黄，小便黄赤，喜冷恶热为热闭，立法宜清热导滞；唇淡口和，舌苔白，小便清，喜热恶寒，此属冷闭，治当以温润为法。掌握辨证和立法，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所谓“意治”，亦即在诊疗中体现“医者意也”之真谛。求“意”的关键是“在人思虑”，亦即辨证和考虑问题的细致全面，求取治疗之意理、掌握变通治法。所以说“医者意也”是指医生在精细分析因证前提下，经过认真思辨而获得的证治概念和处治活法。今仍以便秘为例谈一治案。
宋代权奸蔡京苦于便秘，请国医多人治疗均无效，蔡某又不愿服大黄通下，更使国医束手，史载之往诊，切脉后，嘱以二十文钱购买紫菀，研末冲服，“须臾大便遂通，元长（即蔡京）惊异，问其故。曰：‘大肠，肺之传道，今之秘结无它，以肺气浊耳。紫菀能清肺气，是以通也。’自此医名大进，元长深敬服之”。这种便秘治法，可谓灵变，属于“意治”的范畴，突出了医者在诊疗上的活法巧治。又以腰痛为例，一般医生根据“腰为肾之府”的理论，多从益肾施治，或据外感风、寒、湿等情况予以祛邪。而《医学广笔记》载述缪仲淳治李夫人因亡女，忽患腰痛，艰于转侧，甚则影响张口授食。前医或从肾虚论治，或从湿痰论治，均无效。缪氏细询因证指出非肾虚所致。
处方以白芍、制香附、橘红、白芷、肉桂、炙草、乳香、没药，加灯芯共研细末，“一剂腰痛脱然，觉通体痛，再煎滓服，立起。寻骇问故？仲淳曰：此在《素问》‘木郁则达之’，故诸君不识耳”，此例腰痛治法，与通常医籍所载迥异，同样说明缪氏长于“意治”、治法通权达变的特点。
但我们从事临床的同志，又不能一味地去追摹“意治”。重要的是，须有坚实的学术、临床基础，须运用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应理解“法治”与“意治”的密切关联。即“意治”不能脱离“法治”；“法治”在一定的辨证条件下，须以“意治”来加以体现，明·冯嘉会指出：“夫天下意与法原自相持，意缘法以行，而后驭之精；法传意以出，而后垂之永。”这是对“意治”与“法治”关系的精辟见解。
上述的“意治”案例，还启发医生在辨证中不可忽视“审因”。蔡京之便秘，因于肺气浊；李夫人之腰痛，因于亡女，肝木抑郁。故前者清肺气之浊而用紫菀末；后者达肝木之郁，故着重用疏郁缓痛治法。明代名医卢之颐指出医生于临证中宜防止“审因者略证，局证者昧因；知常而不及变，循变而反舍常”之偏向。意谓医生在辨证中须注意审因，审因中又当具体辨析临床所表现之不同证候。在治法上，既应“知常”（这是对医生诊疗的基本要求），又能“循变”（对医生在证治方面的较高要求），而所谓“循变”并非唾手可得，它是在熟悉常法、思虑精审的基础上产生的。
四、活法巧治
尝读清代医家俞震《古今医案按·原序》谓：“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巧者何？变通之谓也。巧固不能使人，其实不出规矩，人可即规矩以求巧。……病不依规矩以为患，医第循规矩以为治，常者生焉，变者死矣！转恨医之法未备也。不知法岂能备？要在乎用法之巧耳。……闻之名医能审一病之变与数病之变，而曲折以赴之。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靡不随手而应。始信法有尽而用法之巧无尽之也。”这段名言，对医者诊治病证有很大的启发。清·赵濂《医门补要·自序》亦谓：“……法贵乎活，治贵乎巧……”这是因为通常医者治病，大多熟悉常法，但欲更好地提高效应，尤当辨证精审，须识变法，掌握巧治，才能逐渐达到“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的境界。如果仅仅满足于习用方药，则常常不免酿致误弊。兹举数例古代名医在辨证治疗中识变、巧治的验案，以为临床者鉴。
（一）温疫脐下按痛“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即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遣书来问。汪曰：此疫也。疫而兼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若用利药，是杀之也。古人云：疫有补、有降、有散，兹宜合补、降二法，用清暑益气汤（《脾胃论》方）除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余贴而安。”（明·江《名医类案》卷一“温疫”）按：温疫而有脐下按痛，通常易被认为是实证而用下法。但因患者的明显诱因是在“房劳”后，脐下虽痛而无其他阳明腑实见症，况有恶热、小便长等表证未除之征。故汪氏据证分析，指出患者内伤重于外感。而“脐下痛”的辨证，当分虚实以确治法。此证结合溯因辨析，断为“肾水亏”，可谓独具慧眼。然温疫有肾水亏者，又不宜用群队滋腻、补肾之品，故以李杲清暑益气汤加减。重在清热生津、益气阴，其中生地有明显清热、滋肾效能。
（二）肾虚头痛“黄锦盛，头左大痛，医以为偏头风，凡疏风清火之药，服之其疼愈盛。观其脉盛筋强，纵欲必多，以至水因下竭而火愈上炽，宜养肝以熄风，滋阴以潜阳。仿济阴、复脉之例，参入（喻）嘉言畜鱼置介之法。予何首乌、阿胶、胡麻、麦冬、白芍、菊花、桑叶、牡蛎、龟板，药下其痛立止。
惟其房劳不节，加以服药不坚，宜其愈而复发也。凡阴虚头痛之证，法当准此。”（清·谢星焕《得心集医案》卷一）按：此案以偏头痛为突出主证，他医用疏风清火之剂，属于习用常法。但服之愈甚。谢氏抓住患者“纵欲”之内因，断为肝肾阴虚，其治揉合诸法，重在“养肝以熄风，滋阴以潜阳”。证治投契，故获捷效。
须予说明的是，肾虚头痛，其临床表现亦殊不一致。如明·李中梓诊“少宰蒋恬庵，头痛如破，昏重不宁，风药、血药、痰药久治无功，……（脉）尺微寸滑”（见《医宗必读》卷八）。李氏诊为“肾虚水泛为痰”，予地黄１２克，山药、丹皮、泽泻各３克，茯苓１０克，沉香２６克，日服４剂，两天后，头痛减去十之六七，“更以七味丸人参汤送，五日其病若失”。此案前医以风药、血药、痰药治疗，均属世医治头痛习用常法，因未能精审得病之由，李氏据脉析证，基本上以六味地黄丸或七味都气丸加减取效。由此可见，对于一些因证不易审辨的患者，重视脉理的分析尤关紧要。
（三）痢疾用补“淮安郡候许同生令媛，痢疾腹痛，脉微而软。余（李中梓自称）曰：此气虚不能运化精微，其窘迫后重者乃下陷耳。用升阳散火汤一剂，继用补中益气汤十剂而愈。”（《医宗必读》卷七）“吾邑陆炳文，本富家子，年三十岁。时七月间患血痢，日夜百余度，肚腹疼痛。医悉用芩、连、阿胶、粟壳之剂，皆不效。其病反剧，家人惊怖。邀老医刘宗序脉之，曰：脾胃受伤，若用寒凉，病安得愈。投以四君子汤加干姜、附子，其夕病减半，旬日而愈。或问其故。刘曰：病者夏月食冰水、瓜果太多，致令脾家伤冷，血不得于四肢百脉，渗入肠胃间而下。吾所用附子、干姜，补中有散，其所伤冷毒，故得愈也。王汝言《（明医）杂著》有云：芩、连、芍药，为痢疾必用之，岂其然乎！”（明·俞弁《续药说》卷六“脾胃伤冷”）按：痢疾治法，率多选用芩、连、木香、芍药、白头翁、马齿苋、葛根、秦皮等药，此属常法。然又不能遇痢即予套用，当须细辨酌治。李中梓经治案，脉微而软，证由气虚下陷。初用升阳散火汤，后用补中益气汤。此二方本非用于治痢，以其脾虚气陷，抑遏阳气于脾土，故用之。刘宗序所治血痢案，因伤于冷毒所致，更不宜用芩、连等寒凉之品。遂以四君加姜、附，温中兼散，使“日夜百余度”之重症血痢得以治痊。
（四）心脾痛胁痛“江南（即江）治一妇，患心脾痛，弱甚。医以沉香、木香磨服之，其痛益增；且心前横痛，又兼小腹痛甚。其夫灼艾灸之，痛亦不减。江以桃仁承气汤去芒硝投之，一服而愈。”“虞恒德治一人，年四十余。因骑马跌仆，次年，左胁胀痛。医与小柴胡加草龙胆、青皮等药不效。诊其脉左手寸尺皆弦数而涩，关脉芤而急数，右三部唯数而虚。虞曰：明是死血证……用抵当丸一剂，下黑血二升许，后以四物汤加减调理而安。”（以上二案均见《名医类案》卷六）按：心脾痛主要指胃痛（或泛指上腹痛），胃痛在临床多用疏肝行气、温胃和中等法。此案之所以用桃仁承气汤去芒硝者，以其用行气药和温灸法，治不对证，而更兼“小腹痛甚”，是为蓄血之征，故用之。此法与通常所见心脾痛治法不同，主症虽为心脾痛，而治疗的着眼点则在“小腹痛甚”。疏方又与一般实证心脾痛有别。案２“胁痛”，当从脉诊中悟其治法。特别是左手脉有涩芤之象，主失血、血少；断其为死血者，以其有跌仆伤损史。故不宜以一般胁痛所常用的柴胡、青皮等疏肝利气之品与治。按抵当丸原治下焦蓄血证，虞恒德借以疗胁下死血。鉴于患者脉现芤象，明示失血之征。故于下瘀血后改用四物汤加减以养血柔肝。治法标本兼顾，层次井然。
（五）肝病胁痛“余尝治钮村学博德厘之室人，肝痛脉虚，得食稍缓。用北沙参、石斛、归须、白芍、木瓜、甘草、云苓、鳖血炒柴胡、橘红，二剂，痛止后，用逍遥散加参、归、石斛、木瓜调理而愈。”（《冷庐医话》卷三“肝病”）按：不少医生遇肝病、胁痛患者，辄喜用疏肝利气之品。我在青壮年时期治肝炎胁痛也常用柴胡疏肝汤加减，有时服药一二剂，疼痛即可有所缓解。但有些患者初服有效，嗣后复发，甚至胁痛愈甚。初不甚悟其谛理，后经业师秦伯未先生指点，加之阅历之增长，才对肝病的治法有较深刻的领会。我十分赞赏陆定圃有关肝病用药的见解。他说：“盖此证初起即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饮、魏玉璜一贯煎之类稍加疏肝之味，如鳖血炒柴胡、四制香附之类。俾肾水涵濡肝木，肝气得舒，肝火渐熄而痛自平。若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见《冷庐医话》卷三》是故肝病而肝区疼痛者，不宜浪用香附、青皮、枳壳、豆蔻，亦不宜施以大剂龙胆草苦寒泻肝之品。
（六）潮热咳血缘于表热内陷“徐晓窗，年逾五十，形伟体强，忽患潮热咳血，楚南诸医，咸称血因火动，迭进寒凉，渐至胸紧头痛，不能自支，于是检囊归家，坐以待毙！延医数手，无非养阴清火；迨至饮食愈减，咳红日促。余（谢星焕自称）按脉象，紧数之至。且病经数月而形神未衰，声音犹重；肌肤虽热而厚衣不除，久病面色苍黑，额痛时如锥刺。内外谛审，并无内伤确据，一派外感阴证。伏思表邪入阴，扰乱营血，必当提出阳分，庶几营内可安。乃以参苏饮除半夏，加入止嗽散与服二剂，助以热粥，始得微汗；似觉头疼稍减，潮热颇息。以后加减出入不越二方，或增金钗、麦冬；或参泻白散。调理一月，药仅十服，沉疴竟起……”（《得心集医案》卷一）按：潮热咳血，多被看作是阴虚内热，并每以滋阴清肺为治疗大法。此案前经数医悉用寒凉，经谢氏详审辨证，确认并非内伤之证。案中标示患者脉象紧数，虽热而厚衣不除，兼有头痛等证，是为表热未除，热邪陷于营阴而致潮热咳血。与平素多见之阴虚潮热、血因火动者迥异。
（七）盗汗因于肝胆有火“壬申状元泰涧泉，三年盗汗，每寤衣被俱湿；饮食起居如常，经数十医不效。时余（指清·吴篁池）在都，因来就视。余诊之，六脉如丝，却悠扬无病，惟肝脉中取弦实。余曰：公之脉，六阴脉也。脉无他异，惟左关弦耳，此肝胆有火。……用小柴胡汤加当归、生地、丹皮、经霜桑叶，不数剂而痊。”（清·沈源《奇证汇》卷六）按：盗汗多属阴虚。此案经数十医治疗不效，案中虽未备述，恐亦不越滋阴、敛汗等治法。
此案有两点须予注意：其一，盗汗的程度是“衣被俱湿”，汗出量较通常久病盗汗者为多；其二，脉现弦实（特别是肝脉），这与阴虚盗汗所常见的细数脉有较明显的区别。
（八）“督脉失权”所致之五更泻“吴乐伦乃室，年近四旬。素患小产，每大便必在五更。服尽归脾、四神、理中之药，屡孕屡堕，大便仍在五更。诸医连进四神丸，不仅解未能移，并且沉困更甚。商治于余（谢星焕自称）。
诊毕，乐兄问曰：控荆虚不受补，将如之何？余曰：此乃八脉失调，尾闾不禁，病在奇经。……诸医丛事脏腑肠胃，药与病全无相涉，尝读《内经·骨空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又曰：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由是观之，督脉原司前后二阴。尊阃督脉失权，不司约束，故前堕胎而后晨泻也。又：冲为血海，任主胞治。治之之法，‘惟有斑龙顶上珠（斑龙为鹿之代称，斑龙顶上珠即鹿茸），能补玉堂关下穴’。但久病肠滑，恐难以尽其神化，当遵‘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禹）余粮赤石脂’，如斯处治，丝毫无爽。五更之泄，今已移矣；十月之胎，今已保矣。……《内经》一书，可不读乎！”（《得心集医案》卷五）按：五更泄泻，多属命火式微或脾肾两虚之病理，故世医多以四神、附子理中辈加减与治。
此案以上法数治不效，且有“屡孕屡堕”之候。谢氏认为“乃八脉失调，尾闾不禁，病在奇经”，与一般所见之五更泻病理有异。立方用鹿茸以峻补奇经及脾肾；因患者久病肠滑，须加用赤石脂、禹余粮。经治后，泄泻获痊，胎孕得保。综观此案，其论病及施治方药，颇能增长医者之见闻；对今人之泥学古方者，也有一定的启悟。
（九）肠风因于内伤寒凉太过“周慎斋治一人，患肠风。血大下不止，头晕倒地，三四年不愈，皆曰不可治。周诊脉左手沉细，右手豁大。此因内伤寒凉太过，致阳不鼓，故右脉沉细，血不归络；火浮于中，故尺脉豁大。用补中益气汤十贴；再用荆芥四两，川乌一两，醋面糊丸，空心服，愈。”（俞震《古今医案按选》）按：肠风多因外风入客或内风下乘所致。其治疗常法，外风宜槐角丸（《寿世保元》方）、脏连丸（《外科正宗》方）、柏叶汤（《寿世保元》方）；内风为主多宜用胃风汤（《和剂局方》方）加减。
此案“因内伤寒凉太过”，故不宜再施凉血、祛风、清肠之味，方用补中益气汤为主，这是肠风病证的一种特殊治法，后以荆芥、川乌制丸（即“乌荆丸”）治之而愈。乌荆丸与脏连丸为寒热霄壤对恃之方，以其恰合病机，故获神效。
（十）淋证由于败精留塞所致“杭州赵芸阁……其戚有为医误治，服利湿药以致危殆者二人，皆赵拯治获痊。其一患淋证，小便涩痛异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剧。赵询知小便浓浊，曰败精留塞隧道，非湿热也。用虎杖散入两头尖、韭根等与之，小便得通而愈……”（《冷庐医话》卷三）按：由于淋证多属下焦湿热，用五苓散、八正散早被视为常法。但此案病理属“败精留塞隧道”，方用《证治准绳》虎杖散（即单味“虎杖”）加两头尖、韭根等以泄浊通闭，在治法上可谓异军突起。
五、“冬虫夏草”题外谈
生物界有些现象常常是异乎常理地奇怪。了解这些奇怪的现象，不但能够开拓知识境界，而且有时还能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冬虫夏草”就是一例。
“冬虫夏草”是一味比较常用的中药，简称“虫草”。相传，都说它“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俱化为虫”（清·吴仪洛《本草从新》）。
对于这种说法，从前我一直是不相信的。因为我读过几本《生物学入门》一类的书，知道生物进化的历史漫长得惊人，知道从动物到植物，又从植物到动物这么来回折腾，漫说一年，就是千百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碰到有人说起“冬虫夏草”，我常是在心底暗笑别人的无知，毫不怀疑地认定那是“无稽之谈”。
最近读了一些科学著作，谁知无知的竟是我，而不是被我暗笑的别人。
根据近代生药学的研究，“虫草”是一种“虫菌复合体”。在冬季，一种属于真菌类子囊菌纲的菌丝侵入寄生于某些鳞翅目昆虫的幼体中，菌丝为了生长繁育，就吸取这种虫体内的养料，直到幼虫整个体腔都为菌丝所充填而死。春季，细菌长出棒状菌座（即子实体），穿出幼虫的头部，并伸出于泥土之外。到了夏天，这种草苗长约３ｃｍ左右。怎想到，“无稽之谈”竟是有根有据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２０００多年前孔老夫子这句话是说得高明极了。但是，在纷纭复杂的具体事物面前，人们常常不容易知道自己究竟是“知”呢还是“不知”。我们总是比较容易过高地估价自己对于客观事物的了解，容易相信自己主观上的聪明、知识和经验，因此也就容易不自觉地“强不知以为知”，总以为自己对，而别人不对。我过去认为“冬虫夏草”之说是“无稽之谈”，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话还得说回来，“冬虫夏草”之说，本来也自有它不够科学的地方。例如说它“连身俱化为草”，好端端的一只虫会变成一株草，这么离奇，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自然很不容易相信。
实际上，在长出“草苗”以后，虫体还存在，是寄生的菌丝吸取了虫体内的养分和长满了虫的躯体，把虫涨死了。这时虫体外形像老蚕，呈淡棕色或黄褐色，背部有多数横皱，胸部有足四对。
只不过有些地方采“虫草”是在春季积雪未化之前，当时只有“草苗”露在雪面，看不见虫体罢了。就是这些说得不很妥切的地方使我长时期不相信。
在别的问题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常常也正是我们容易自以为是的地方。对于显然是正确的意见，一般说来，我们是容易接受的。对于一些很明显的使人觉得不容易判断是非的意见，我们也常常会谨慎从事，下功夫去弄清楚。独独对于那些貌似荒诞，实际上却包含着真理或部分真理的意见，我们却容易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轻易地否定它———把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部分，一古脑儿地都否定了。
达尔文说过：“多少年来，我守着一条戒律，就是凡所见所闻与我得之结论略有不同的，必记载之。据我的经验，我最容易忘记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达尔文在这里说的是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我看是很好的一句话。不同的意见，特别是那些貌似错误的不同意见，常常正是我们最容易忘记，最容易轻易否定的东西。怎么办呢？首先还是思想上要谦虚些再谦虚些，方法上多作调查研究。
经验方
一、润腑通幽丸
组成：当归４５克、熟地３６克、川芎３０克、桃仁４５克、瓜蒌仁３６克、火麻仁６０克、郁李仁３６克、川厚朴２４克、枳实２４克、肉苁蓉４０克、紫菀３６克、羌活３６克。
功用：养血润燥，行滞通便。
主治：中老年习惯性便秘（阴血虚，肠道燥热）。
加减法及制药用法：若大便细硬，或如羊粪状，上方减羌活、厚朴，加元参４５克、麦冬４５克、熟大黄４０克；平素兼有口苦、口干、溺黄者，去肉苁蓉、羌活，加黄芩４０克、黄连３０克；肥胖、气虚患者，去厚朴，加炙黄芪６０克、白术３６克；兼有腹胀、嗳气，欲便而不易便出者，去熟地、郁李仁、羌活，加槟榔４０克、熟大黄４０克、木香２０克。
上药共研细末，炼蜜为丸，丸重６克，每服２丸，１日２次，温开水（或调蜜）送服。
二、鸡苏饮子加减方
组成：鸡苏１５克、生地３０克、生石膏（先煎）３０克、竹叶１２克、通草１０克、瞿麦１５克、镜面草３０克。
功用：清利凉血，止血消炎。
主治：尿血、尿痛。
用法：水煎服，１日１～２剂（视尿血程度而定）。
三、治痫效方
组成：生牡蛎（先煎）３０克、生龙齿（先煎）２４克、白矾（先煎）８克、赤白芍各１２克、黄郁金１２克、僵蚕６克、竹茹１０克、胆南星１０克、远志１０克、菖蒲１０克、琥珀末（分冲）１２克（此为成人剂量）。
功用：潜镇疏郁，豁痰开窍，宁神止痫。
主治：癫痫频作。
加减法：因于外伤颅脑后发病者，宜加丹参、红花、生蒲黄（或用蒲黄研末，分冲）；痰盛者，加礞石、天竺黄、化橘红。
四、疏风止搐散
组成：荆芥１２克、防风１０克、当归１２克、杭芍１５克、川芎１２克、生龟板（先煎）１２克、生牡蛎（先煎）２４克、炙黄芪４５克。
功用：疏风养血，滋阴潜阳。
主治：产后受风，搐搦不止。
用法：水煎服（宜浓煎，１日服２剂，每隔４小时一服）。
五、清和汤
组成：银花１８克、元参１８克、当归１２克、赤白芍各１２克、川芎１２克、鸡血藤１２克、川牛膝１０克。
功用：清热解毒，和营通络。
主治：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脱疽）。
用法：水煎服。
说明：《验方新编》载述治“脱疽”方共四味药，即银花、元参、当归、生甘草。原书并无方名，后世名之曰“四妙勇安汤”。清和汤即此方去甘草，加赤白芍、川芎、鸡血藤、川牛膝诸药，以加强和营通络之效能。脉管炎疗程较长，宜坚持服用取效。
六、连柏散
组成：川连、黄柏、竹叶各４０克，升麻３０克。
功用：清心、解毒、升提。
主治：口疮。
用法：上药共研细末，混匀，餐后以４克开水冲化，待稍温，于口中含后饮服，１日３次。
（邱德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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