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光中的文学境界
王进
一、余光中文学写作的意义，应当在二十世纪汉语写作的总体格局中得到说明。这种汉语写作总体格局可用悲凉与苦难来加以概括，但余光中的写作是一个绝对的例外。余光中于1974年来到香港中大并加盟“沙田派”，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因为在当时海峡两岸的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之下，沙田就成了一个文学上的世外桃源，它是一个精神上的自由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促成了一种超意识形态文学立场的形成。我以为这种文学立场突出表现为三种文学境界：超越的境界、自由的境界、诗性的境界。解读余光中及“沙田派”，境界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二、所谓超越，是指对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打破，在智慧的层次上达到了对主体生命精神的回归。在余光中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余光中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感性与知性之间寻求契合的努力，这种努力在其文论研究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例如关于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的议论，虽是余先生散文类编的一个标准，但他其实更为推崇二者兼融而生的“理趣”，这“理趣”使他进入了一种混沌的古典诗学境界。余光中及沙田诸子对西方现代派文论话语例如新批评观念无疑极为了解，同时他们又深深地浸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效应，从而产生了一种跨中西文化的文学宁馨儿；所谓自由，是指文章之道的超拔无两，在艺术层面上的随意挥洒，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文学精神。余先生在《逍遥游》“后记”中说他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此语既出，作品随之，。余光中从文学的最基本材料——文字出发，把作为文化精灵的汉字抻长、锤扁、浓缩、扩展，忽长驱，忽收拢，前后左右，纵横捭阖，而无不得心应手，移步生莲，绝无捉襟见肘的窘态。这样做，为的是“试验中国文字的速度、密度和弹性”，进而造成一种变化万殊的句法，出入在中西文学巨子的种种手段之间，句式游云惊龙，句意奥博纵横，变化万端，隐显不可方物，由于这种自由的冲动，余先生的文体界限在消失，我感觉余先生的散文象诗，而诗则象散文，都是对既有文学规则的解构；所谓诗性，是指余先生在艺术表达中所显示的生命的从容、淡定与潇洒，这是一种生命感觉的自在、充实与圆融，类似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文学性。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学，使命感过于沉重，文学中充斥了太多的非文学说教，以至于人们从文学中得到的已非快感而是痛感，从而背离了文学的本性。而读余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轻松、闲逸、稳馨、热忱、友爱、自如、洒脱等等对于人间情爱的关注、对于人生智慧的求索以及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这一切其实也是几千年来人类大哲关注的重心。
三、余光中的文学境界从美学的层面上分析，可以认为是一种古典式的和谐。这是现代知识者对于神州板荡的一个下意识反应，也是对于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内在紧张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整合。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余光中及其“沙田派”正是在文学精神的正题和反题之后，走到了合题这一步。他们消泯纷争、追求和谐的良苦用心让人感动，他们精心描绘的桃花源中风景也让人神往。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文学写作放在历史逻辑的动态过程中考量，他们的长处可能也意味着短处，即缺少一种打破和谐、打破混沌的现代性自觉，对于当代文化现实中的丑恶、荒谬、粗砺及非诗性的一面缺乏应有的关注。尽管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学贯中西，但是他们在文化品格上更象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最后的名士，他们的优长和局限都体现在这种名士风度中，因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现代文化漩流中的古代名士风度。
2000年10月7日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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