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铜钱外流现象剖析
宋代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之一，对外贸易中主要以各种手工业产品为主，如瓷器，书籍等等。但宋代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中铜钱是重要一项，虽然政府禁止铜钱外流，但这种现象终宋一朝仍屡禁不绝，实为一个独特现象。铜钱外流的现象宋代以前就有了，但规模十分有限，尚未产生大的影响。宋代铜钱的外流十分严重，加剧了钱荒（铜钱短缺）及会价通胀等问题，引起了宋代朝野的高度重视。宋政府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的禁令，但由于铜钱深受海外各国喜爱，贸易利润奇高，仍无法截阻铜钱外流势头。?
铜钱外流禁令及外流之盛?宋代始终禁止民间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经营铜钱。宋太祖时有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
太宗淳化五年规定：“四关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庆历元年五月更加严厉了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嘉佑、熙宁、元丰年间都多次重申铜钱外销之禁。?
宋室南渡以后铜钱外校的禁令更加森严。绍兴年间曾多次发布禁令。绍兴三十年规定透漏铜钱达五贯者处死罪。宋政府还规定在国内与蕃商的交易不能用铜钱，违者二贯以上就要流配，贩出境者加倍处罚。
绍兴时对起泊海船临时点检防止“诸舶船不得夹带钱出中国界”
又将商人携带铜钱出海限制在五百文以内，但是宋政府的诸多禁令仍不能遏制铜钱的外流。
铜钱外流的具体状况铜钱以惊人的数量流向海外各国。“蕃舶巨船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暇陬。”由于日商的收购台州城曾无一文小钱可用“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宋钱流入日本甚多，在今天日本出土了大量宋钱。据小叶田淳先生的《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仅在日本十八个地方的出土文物即有唐至明代的铜钱五十五万三千余枚，其中以宋钱为多。高丽也有宋钱的输入，“高丽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所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翫而已。”
?东南亚也是进口宋朝铜钱的主要地区。来往阇婆国的商人经常“潜载铜钱博换”。交趾也大量套购宋朝铜钱其国内规定：“小平钱许入不许出”在新加坡附近、爪哇的考古发掘都有宋钱出土。宋代铜钱还流布于印度、阿拉伯、非洲等地。甚至远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也发现了宋代铜钱。
铜钱外流的途径?宋代铜钱的外流途径主要有三条：回赐、博买、走私。?
回赐?在朝贡贸易的回赐中铜钱是很受欢迎的商品。铜钱只是回赐物品的一小类，其数量并不大。但有时也达到上万缗的数量。熙宁十年宋政府回赐给注辇国国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回赐处于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由于宋政府的严格控制，铜钱由此外流数量不多。
博买?宋朝前期通过博买也造成了一定数量的铜钱外流。市舶司建立之初，宋是“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与蕃商交易。但嘉定二十年宋政府有规定了“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取消了金银、缗钱等的博买。在博买行为中，宋政府是主体，因而博买中的铜钱外流能受到政府的控制。
走私?最让宋政府束手无策的就是铜钱的走私，这也是铜钱外流最大、最主要的途径。铜钱走私遍及沿海各地。“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蕃舶。”蕃商“深入暇陬”，在市舶司管理不及的地方贩运铜钱，逃避检查。真德秀主管泉州市舶时曾指出：“（蕃舶）漏泄与恩、广、潮、惠州者多，而回（泉）州者少。”以致泉州市舶收入递年减少。“嘉定间某（指真德秀）在任日舶税收钱有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只收五万余贯。”?
走私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藏于船底的“检空官一过其上，一望而退，岂尝知其内之所藏”，其实“船底莫非铜钱也”。还有“其归船撑去隔二三十里，所差官检空不及。”还有在境内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再运到海外的做法。?
走私活动兴盛的主要原因是铜钱的走私贸易利润丰厚。海商为求厚利、逃避关检。“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类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高额的利润使宋政府的禁令显得苍白无力。?走私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观赏的够结使铜钱外泄成了不治之症。有的海商是地方豪强，称霸一方，公然犯法，使地方官不得不依附于他。有的市舶官接受海商贿赂，或付钱给海商贸易，分享利润。“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
正因走私利润大，商人甘冒奇险，官商又互相勾结使得铜钱外流之势不可阻挡。
铜钱外流的原因?有市场需求才可能有交换行为，宋代铜钱的大量外流根本原因在于于海外市场对铜钱的巨大需求，而高额的利润也正来源于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巨大差异。但铜钱是一种贱金属货币，单位重量大而价值小。对于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贯的大额外贸交易，很多时候用铜钱来交易其重量甚至超过了香料等货物，可见铜钱并不是良好的贸易支付手段。而强劲的需求不是因贸易支付，而是因为宋代铜钱在海外诸国的普遍行用，海外各国将铜钱作为通货。铜钱在海外诸国行用可分为深受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的高丽、日本、交趾等以铜钱为主币的地区；受阿拉伯、印度等货币制度影响的三佛齐、阇婆等东南亚及其以西各国，金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等地区。?
高丽、日本、交趾宋钱行用情况???高丽自行铸钱的时间比较晚，据有关史籍所言,北宋崇宁以前,其国“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所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玩而已。”?这一时期该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市场交换仍是“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由于生产发展的长期积累,这一时期也是它逐步摆脱以物易物的交换模式,向货币经济过渡的阶段。十一、十二世纪是高丽经济的上升时期,出现了“富庶之治于斯为盛”的繁荣局面。市场虽未最后告别物物交换,但交换经济之风已盛,“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已经在招唤货币的出现,对货币的需求不再是仅供“传玩而已”,而是需要它发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职能。由于这种原因,崇宁以后高丽“始学鼓铸”,曾发行“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由于高丽初学鼓铸,所造的钱币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显然不能满足本国的货币需求,因而质量精优、信誉稳定的宋钱便显出优势,通过各种途径流向高丽,在那里充当主币与高丽钱并行。?
日本铜钱的形制也仿照中国，最早仿造唐“开元通宝”。日本铸造的钱币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铸币大小轻重不一,且铸造技术粗糙同一种铸币大小轻重也不尽一致,造成币制紊乱,信用低下。于是政府试图把宋钱的大量输入作为改变日本货币流通不畅的手段。日本允许宋钱输入之初,是想用这种与本国法定价格无关的外来铜钱带动日本法定铜钱以自然价格流通起来。宋钱的确大量涌入了,但它并未按日本统治者所望,带动日钱流通,而是喧宾夺主,扮演了流通中的主角。人们都追求形制标准,信用良好,购买力强的宋钱,而拒绝使用日钱。宋钱在日本存在广泛需求,商人贩钱也有厚利可图。包恢说:“倭所酷好者铜钱”,日商来华千方百计套购宋钱,因日商的收购,曾使“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日本统治者看到本国铜钱在汹涌而入的宋钱的排挤下不断退缩,又于后鸟羽天皇建久四年(1194)敕令禁止使用宋钱,然而经济的发展却往往不是一条禁令所能羁绊的。可信赖的宋钱作为有效的通货来使用,最后发展到成为必不可缺的通货加以重用。日本当时仍以铜钱为本位货币,宋钱流入后也扮演了本位货币即主币的角色。?
交趾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权直辖之地，交趾的政治经济文化也被纳入中原文化圈。其货币制度也效法中国，但由于铸造技术的粗劣，交趾所铸钱同日本钱一样，质量与宋钱别若天壤。交趾十分欢迎质优价稳的宋钱。交趾商人及赴交趾贸易的宋商都大量套购宋钱，走私到交趾，大量铜钱流入到交趾。?
高丽、日本、交趾由于受中国制度文化的影响,都以铜钱为本位货币,且其铸钱的形式、工艺、铸文均与中国相同,皆为圆形方孔钱。然而由于手工业发展水平所限,本国钱在质量数量上都存在严重不足,人们都厌弃本国而追求质优价稳的宋钱,这就是宋钱流向这些国家的根本原因。宋钱流入以上三国后均充当本位货币,甚至喧宾夺主,占流通中的主导地位。这三个国家都是宋钱外流巨大而稳定的市场。
东南亚宋钱行用情况?东南亚地区盛产香药、象牙、犀角等宝货，阿拉伯和宋朝与其有大量的贸易来往。在国际贸易中大宗贸易一般都用金银等重金属货币交易，东南亚各个国家也大多以金银币为本位币。《诸蕃志》卷上载,三佛齐“无缗钱,止凿白金贸易”。“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但金银等贵金属货币这些只限于一次性的大宗贸易，即宋、阿拉伯等外商从本地商人集中收购时支付，而当本地商人仍需到各个地方同入山采宝货的百姓交易。但此时东南亚诸国大多以农立国，手工业不发达，国内市场不发达，居民日常生活的交换需求细小零碎。商品经济远远落后于宋朝。而东南亚各国赖以大宗出口的香药宝货也并未形成规模种植，都来自于百姓在生产之隙入山采集。本地商人与居民之间的交易是十分散碎的。?
正因为以上诸种状况才决定了金银等贵金属很难担当这种利尽锱铢的民间贸易媒介。成色稳定、形制统一、携带便利而且信誉良好购买力强的宋钱就十分受欢迎。以致“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小小铜钱使百货流通，经济活跃，因而东南亚各国都视之为“镇国之宝”。蕃商“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出现了东南亚诸国喜爱宋朝铜钱，百货以宋钱为交易媒介的局面，吸纳了大量宋朝外流的铜钱。?
正因为海外对宋朝铜钱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使宋钱的外流形成了无法阻止的惯性。以致出现了“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铜钱大量外流的局面。宋钱的大量外流，对宋朝社会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加重了宋代的“钱荒”和会子折兑等现象。但是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