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札记•第11期】第2章 君子论 第5节 君子之约——礼

【论语札记·第11期】第2章 君子论 第5节 君子之约——礼?

2022-09-23 07:38

【论语札记·第11期】第2章 君子论

第5节君子之约——礼

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具有广博的人文学识，而又能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巩固国家政权、规范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初的礼，是上古时代贵族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仪式。在孔子之前，人们主要是从“天命”的神秘观念上，从祭祀的仪式上去认识礼，把礼的根源归之于天地鬼神等某种外在的东西。孔子则与此不同，他主要是从人自身来寻找这种根源，认为人内心的真挚感情才是礼的根源，从而赋予礼新的内涵。他还强调，礼乐之重要，不在于它的表面形式，而在于它规范人的行为、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实现人际和谐、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功能。

孔子有关礼的论述，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深刻揭示了礼的人性根源和内在依据是仁。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玉帛是古代礼仪所用的礼品，是礼的形式；钟鼓是古代行礼奏乐所用的乐器，是乐的形式。礼的根本精神是敬，如果忽略其根本精神，只在玉帛的奉献上求铺张，岂可称之为礼？乐的根本精神是和，如果忽略其根本精神，只在钟鼓的演奏上求喧哗，岂可称之为乐？礼的恭敬之情，乐的和谐之意，都是人的内心之仁的体现，舍弃恭敬而专事玉帛，舍弃和谐而专事钟鼓，都是舍本求末，做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仁，就不可能自觉地运用礼和乐。仁是人内心的道德情感，是礼和乐的内在依据；而礼和乐则是人的情感的外在表达。仁是灵魂，礼乐是形式。如果没有仁，礼乐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形式。这就是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历来强调以修身为本，把培养人的仁德放在核心地位的原因。



其二，清晰界定了礼对于仁的规范作用。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根源，礼是仁的形式，而礼对于仁又具有规范作用。学生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他强调，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又问践行的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看，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听，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说，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做。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必须遵守这个群体共同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仁的要求，需要用这个群体所认可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礼”。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克己是个人修养的工夫，复礼是这种修养的标准和要达到的目标。克己，包括克制自己的私欲，也包括克制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复礼，就是要践行礼，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克己是前提，复礼是目的。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加强修养，不断地克服自己不符合礼的要求的私欲，以及过分冲动的情感，才能复归于礼，认真地践行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求人们把对于自己的约束和克制，体现在日常言行的一切方面。



其三，精辟阐述了礼的运用在于和。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孔门论礼、论和及其相互关系的精义所在。“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的运用，以和为贵。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把礼视为手段，把和视为目的。先王治国之道，最为美妙的精华正在于此。无论小事大事，都要顺着礼的原则、和的目的去做。和，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和为贵”，却忽略了“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忠告。须知和是有原则的，是要以礼来调节的。如果只知道要和，一味地求和，不讲原则，不用礼来加以节制，和也就行不通了，团结和谐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了。只有大家都依礼而行，天下才能安定有序，社会才会团结和谐。

那么，君子为什么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呢？原因之一，礼是君子立身于社会的根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一个君子，如果不学习礼的规范，不知晓礼的要义，不用礼来约束自己，在社会上就不可能立足。原因之二，只有守礼，才能执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中庸是君子至善至美的品德，是君子终身追求的道德理想。然而，要真正把握中庸的要求，并实行它，是很难的。子贡问：怎样做才能把握住中呢？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就是用来把握中，使人做到恰到好处的。中，作为哲学概念，它是抽象的，难以把握的。礼，作为社会规范，它是具体的，可以衡量的。孔子告诉我们，遵守礼制与奉行中庸之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礼体现着中，按照礼的规范说话办事，也就符合于中的要求了。原因之三，学礼对于培养人的健全人格至关重要。孔子通过对恭、慎、勇、直这四种个性的分析，具体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恭而无礼则劳”，如果表面上谦恭端庄，而内心缺乏礼的精神，就会使人感到虚伪，徒劳而无益；“慎而无礼则葸”，如果一味地小心谨慎，而不理解礼的本质，就会成为胆小怕事的懦夫；“勇而无礼则乱”，如果单凭勇敢、有胆量，而不以礼来节制，就会盲目蛮干，到处闯祸；“直而无礼则绞”，如果只是心直口快，而不能以礼待人，就会偏激尖刻，伤害别人。由此可见，恭，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虚华伪善；慎，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谨小慎微；勇，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盲目蛮干；直，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偏激尖刻。只有经过礼乐文化的教育、规范、中和，这四种个性才会成为美德（《论语·泰伯》）。



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道路。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礼是因袭夏、商两代典章制度，在继承中变革而形成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孔子主张遵从周礼。然而，西周之前的社会，礼的实施范围只限于士大夫以上的阶层，而对于一般民众则实行刑罚治理。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下》），就是对这种社会状况的记载。孔子突破这一传统，把礼的功能扩展延伸到整个社会。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以德治国，用礼乐去教化民众，民众才能对法律心存敬畏，知荣辱而守法度。孔子还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如果没有礼乐的教化，没有道德的社会环境，单凭刑罚，其效用是有限的。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礼逐渐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单纯的道德规范走向和法制相融合。到战国晚期，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到唐代，《唐律疏议》把“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写入法律条文，从而把“隆礼重法”的治理模式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

当今时代，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就要继承和弘扬历史上“隆礼重法”的优良传统，结合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就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就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向往尊道德、学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为法治的实施营造良好社会环境。